不过说实在的，东晋自立国以来糊涂仗就没消停过，今天姓赵的打姓钱的；明天姓孙的打姓李的，打来打去，最后埋单的还是老百姓，东晋的国力就被这么一群败家子给败光了。
相比于刘隗等前辈，王国宝连怂包都算不上，听说殷仲堪要发兵建业，七魂被吓丢了六魄，王国宝的第一反应是率兵抵抗，可将军们都不听话，而他又不是打仗那块料，慌乱中只带着数百人奔往城西。至于这几百号人能干什么，估计连王国宝自己都不清楚。
当天夜里，一场大雨骤然而至，士兵们借着惊雷的掩护，尽皆四散逃命，第二天一大早，只剩下了王国宝一个光杆司令，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建业。倒是豫州刺史庾楷率军出城，与王恭的前锋在建业城下对峙，王恭担心事情无法收拾，并不擅自出击。
司马道子则要清醒许多，他心里明白，王恭和他一无冤二无仇；殷仲堪纯粹是凑热闹，他们之所以兴师动众，只不过是为了那个王国宝，这俩叛将和自己的关系绝对超不过一块钱，换句话说，就算是冲自己来的，不是还有挡箭牌王国宝嘛！
有了这个安全底线作保证，司马道子喊来了王珣，此人与王恭算是油瓶亲，当年颇受桓温器重，与郗超并称二杰。
桓温死后，王珣的处境和桓玄差不多，都不受重用，孝武帝在世时，偶尔让王珣出宫打酱油；司马道子则对其完全看不上眼，从来都是不闻不问。王珣在家闲得难受，就经常去叔叔王羲之那里串门，久而久之，居然耳濡目染出一手好字，还被后人冠以书法家的称号。（详见《伯远帖》）
若非王恭作乱，王珣能不能见到司马道子都得另说。道子开门见山道：“王恭和殷仲堪联合造反，这事你知道吗？”
“我已经在家赋闲很久了，对朝政大事知之甚少，因此不知。”王珣坦然应道。
现在王殷两人之事闹得满城风雨，连咿咿学语的孩童都知道，你王珣岂能不知？王珣这话只不过是发牢骚罢了，司马道子暗暗思忖着，嘴上却道：“王国宝和王恭都是你的族弟，身为兄长，你应该多加劝说才是，你是聪明人，有些话点到为止即可。”
王珣自然明白，这个“止”为何意，王国宝是司马道子的亲信，如果由他亲自出面，反而不妥，不如找个能和两边都能搭上话的人，在中间说和、谈条件——这个角色，王珣再合适不过了。
出了相府，王珣径直往乌衣巷走去，王敦的那座大宅子，现在由王国宝做主人。王家传到这一代，当年的辉煌已折去大半，只剩下此人，通过祸国殃民的另类方式企图挽救家族的颓势。
宅子坐落在建业最繁华的地带，要是搁在平日，会有很多衣冠巍峨的士大夫出入王府，正因如此，正门两旁侧门的门槛被用铁皮加以包裹；自王恭发兵以来，王家甚是冷清，王国宝转瞬间成了一块腐肉，路过之人纷纷掩鼻。
走到巷口，王恭突然想到一件事，确切的说，是一个好友，车胤。车胤年少时家境贫寒，买不起油灯，待夏日到来时，便出去捉萤火虫，做成简易灯泡，隐约照亮书上的字（这就是车胤囊萤的典故）。
就是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车胤懂得什么是忠孝礼仪，什么是忧国忧民，只是因为出身寒门，一直不得重用，在国子监博士（太学里的老师）这个不是官职的官职上，一干就是二十年，后来略有升迁，也不过骠骑长史而已（骠骑将军的秘书）。与其官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的名望却誉满天下，为世人敬仰。
王家大院的深处，王绪和王国宝正紧急商量对策，王绪说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若不能先发制人，我等必为敌所擒！”也不管王国宝的反应，王绪继续说下去，“王珣和车胤都是忠义之士，不可能为我所用，宜早杀之；然后挟持丞相和陛下御驾亲征，王恭不是要清君侧吗？那就把皇帝搬出来，他王恭还敢对皇帝动手不成？！”
王绪的计策不可谓不毒，可他忽略了一点，王国宝本人的小人性格，小人就是小人，陷害忠良，为虎作伥才是他们的本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等轰轰烈烈的大事怎么也无法和王国宝沾上边。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国宝不得不硬着头皮答应。
说曹操曹操到，话音刚落，仆人就跑来向他报告，门外王珣和车胤求见。王绪最烦这哥俩儿，于是赶紧躲进后堂。
见到王珣和车胤的一刹那，王国宝犹豫了，如果真要杀之，不免落得残害忠良的骂名，王国宝虽然脸皮厚，但较秦桧还差那么几米，莫须有的卑劣行径实在是做不出来。正在他犹豫的空当，王珣先说话了：“王恭和殷仲堪和你并无深仇，不过是因为争夺你的权势罢了！不如早点罢官，或可避祸。”
王国宝愤然道：“你是要我做曹爽吗？”（当年蒋济劝说曹爽释权，结果曹爽一脉被司马懿斩草除根）
“这是什么话！你哪有曹爽那样的罪！再说，王恭也没有宣帝（避司马懿名讳）的神谋！”
王珣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曹爽竭力维护曹氏政权，与司马氏展开了血腥的斗争，虽然最后国破家亡，但其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比乱政搅局的王国宝不知强了多少倍。
王国宝本来就无杀心，又觉得王珣确实在为自己着想，便彻底放松了对两人的警惕。他转头又问车胤道，“你怎么看？”
“现在王恭坐镇京口，估计殷仲堪业已在路上，京口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打下来的，如果殷仲堪再抵达建业，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如暂时辞去官职，忽悠殷、王退兵才是上策，只要他们退兵，一切即可从长计议。”
王国宝大惊失色，赶紧上书辞职，然后跪在宫门等待发落，可谓演足了戏份。在等待降罪的这段时间，王国宝算了一下，觉得晋朝的权臣下场都不好，于是便反悔了，可辞职信都发出去了，司马道子不是猴，哪能让你随便耍？
万般无奈之下，王国宝想了个很大胆的办法：矫诏。他跑到皇帝的办公室里，写了封圣旨，内容是自己的辞职请求不被领导批准。（辞职信可在司马道子手上呐！王国宝的小动作被看得一清二楚）
司马道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立即下令逮捕王国宝，投入大牢。当然，矫诏一事不过是根导火线罢了，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事，司马道子必须摆出姿态，对殷、王二人有个交代才行。
几天后，王国宝被赐死，这个跳梁小丑终于活到了头；王绪次日被杀于闹市。殷仲堪得到消息，飞一般地跑回荆州了；王恭以为除去这两个蛀虫就天下太平了，也不再追究。于是皆大欢喜。死了王国宝，幸福全东晋，这笔交易太划算了。
只有一个人深感担忧，那就是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他劝说父亲，一定要将殷仲堪和王恭两人斩草除根，否则后患无穷！司马道子好不容易才平息事端，不想再生枝节，仅以一笑了之。
好景不长，王恭果然又回来了。
事情起源于两件事：头一件，豫州刺史庾楷的辖地被司马道子无端割掉四个郡，送给王愉做礼物；第二件，司马道子忌妒桓玄的相貌学识，于是将他“发配”到广州与蛮人打交道。
庾楷心头郁闷，便去找王恭诉苦，王恭对后国宝时代的朝政也不满意，上次被忽悠回去后，朝政并没有按他预想的发展，一切还是老样子，只不过是少了两个佞臣而已。王恭决心改变这一切。
他派使者同殷仲堪联络，与上次不同，殷仲堪痛快地答应了，桓玄也在旁边煽风点火，于是众人推举王恭为盟主，约定日期进军建业。（王恭一直以忠臣自居，以廓清朝宇为己任，殊不知，他的屡次威胁京都，给国家造成的混乱绝不输于王国宝和王绪，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其情可原，其行可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