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康六年（40），庾亮卒，时年五十二。
庾亮去世前，曾经上疏朝廷，称羲之“清贵有鉴裁”。皇帝下诏，任命王羲之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此事在咸康五年腊月。羲之有一书信云：“庾虽疾笃，谓必得治力，岂图凶问奄至……”这说明，王羲之刚到江州刺史任不几天，庾亮就去世了。
羲之对庾亮的英年早逝深感悲痛。“半年之中祸毒至此，寻念相摧，不能已已！”半年祸毒，是指咸康五年王导、郗鉴之丧至本年庾亮之死，其间整整是半年时间。王导是从伯，郗鉴是岳父，庾亮是府主。三人中，就家族关系说，王导是一堵挡风的墙；岳父郗鉴既是羲之的政治依靠，也是至亲，翁婿之间必定无话不谈；作为个人的心性知己，庾亮为最，二人关系至切，故羲之闻庾亮卒，深悼之。
江州刺史这一职务变换频繁，反映了东晋政局变动之急剧。在东晋时代，扬、荆、江是三个大州，不仅是军事上的前方重镇，也是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其刺史几乎可以左右整个国家形势，所以执政者对此三州多存志在必得、势所必争的想法。“所用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李白《蜀道难》里句子，用在这里，不为过。
王羲之在江州任上，曾经铸造过一个大鼎。梁代虞荔《鼎录》云：“王羲之于九江作书鼎，高五尺，四面周匝书遍，刻之，沉于水中。真、隶书。”这里没有说明王羲之为什么要做那个书鼎，又为何要沉入水中。一种猜测是：这个大鼎和长江洪水有关。那场大洪水给江州特别是鄱阳湖一带造成巨大的损失。为了祈祷水神水怪不要再来侵扰百姓，可能有道家中某人物得神灵暗示，建议铸造一个大鼎投入江中。果如此，那大鼎上的铭文则十有八九是王羲之所撰，内容是祈祷水神的一篇诗文。
另一种可能，是和炼丹有关。羲之信奉道教，大鼎是炼丹家必用的器具。据葛洪《抱朴子.内篇》记述，道士炼丹的容器用鼎或釜作为反应、冷凝、搅拌的装置。药料置于鼎中，其外以火加热。鼎有金鼎、银鼎、铜鼎等多种。王羲之在九江任江州刺史，“书鼎”或是道家炼丹之用，也未可知。但是，如果做为炼丹用的器具，似不应投入江中。
还有一件怪事，为什么钟鼎上的文字用了真书和隶书两种呢？一般地说，一个铸件上只用一种铭文足矣。如果用了两种文字，则其一种可能是铸鼎的本事主题，另一种文字则是功德表，写了谁谁出资捐助等等。从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看，王羲之不习或习而不写方笔，很可能因为方笔的“稚拙板滞”。如果鼎铭文字是王羲之写的，书体要么是真书，要么近似行楷。
咸康七年，年近不惑的羲之在江州刺史任上，他很想做些实事，实际上确有很多大事要做。当时鄱阳湖水面宽阔，每到洪水季节，四周良田和村庄常被淹没，防洪排涝保护农业是第一要务。许多地方的水路需要疏通，陆路也多有断绝阻隔，亟须整治。羲之当时居寻阳，他筹划了好几件亟待解决的行政大事，但是真正施行的并不多，既缺资金，也缺人力。当时的豫章（即今南昌）只有四万多人，江州稍大一点儿，也不过十万人。羲之将江州的政务要事上疏朝廷，希望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但迟迟没有回音。此时的朝政昏庸混乱，根本没人在正经事上下功夫尽力量。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是年二月，燕王慕容皝的长史，名叫刘翔，风尘仆仆来到建康。刘翔多年守卫边疆，深知策略，进退都有根据。他提出，为了安抚北境，求朝廷封慕容皝为大将军。这本是很简单也很明确的事，可是，“朝议岁余”，始终不得决定。刘翔在建康住下等着，拿到的却是朝廷的一纸空文。那段时间，他目睹了江南士大夫以骄奢酣纵相尚的恶劣风气，十分气恼。有一次，刘翔参加当朝贵族人物的一次宴集，所用器具、食物、饰品、美酒，无不豪华阔气，宾客、主仆无一不是衣着鲜丽。与会者饮酒赋诗，清谈玄理，逗趣戏谑，无不尽情纵欲，完全没有国难当头的意味。刘翔见此十分伤感，他对何充等人说：“四海板荡，奄逾三纪，宗社为墟，黎民涂炭，斯乃庙堂焦虑之时，忠臣毕命之秋也。而诸君宴安江沱，肆情纵欲，以奢靡为荣，以傲诞为贤；謇谔之言不闻，征伐之功不立，将何以尊主济民乎？”
这真是一篇振聋发聩、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檄文，讨伐贵族、批判上层、直指朝廷的正义呐喊，千古不能掩其铿锵之声！试想，燕王北扼强敌，其手下的长史来京，按理应当给予很高规格的优抚。即便赏给慕容皝一个将军的虚名，得一方安定，朝廷又何乐而不为呢！这一事关安邦定国之良策，在朝廷上下群臣来来回回议论了一年多，依然没有决断。何等荒唐！想内外士族多少，封爵封地往往轻易与之，而今给重镇边将一个空名将军竟如此难以定夺，昏庸至极！刘翔是一位具有政治眼光的优秀人才，报国热情极高，见识也在上乘，他的建言全是为了国家。面对上层的铺张挥霍麻木不仁，刘翔毫不留情地谴责了京城贵族的奢靡，也向后人描绘了当时朝政之腐败。刘翔如此论及黎民涂炭，坦率表述了他的焦虑，不愧为耿耿忠臣、高尚志士，一百个清谈家也顶不上这么一个边关守将。
刘翔的强烈反应让何充等人哑口无言无以相对，他们只是打哈哈，劝刘翔喝酒喝酒，叫他不要着急继续等待朝廷的回音。但是，过于麻木的朝廷依然没有反应，刘翔企图说服大臣们，但是江左的豪强、官僚、名士对他依然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们沉醉于灯红酒绿的奢靡之中，醉生梦死的挥霍也不曾因刘翔的尖锐批评而有所收敛，有人甚至将刘翔的激烈反应看做是庸俗的、可笑的、缺少风度的、没有派头的、非名士所为的愚憨粗鄙。他们根本不以收复北土为要务，“宴安江沱，肆情纵欲，以奢靡为荣，以傲诞为贤；謇谔之言不闻，征伐之功不立”。这样的局面，“将何以尊主济民乎？”
世风遍于朝野，羲之对此深有同感。
他知道，急也是白急，什么事也做不了。
咸康七年（41）四月，朝廷下诏，落实编户，王公以下至庶人，实行土断，设立白籍。《通鉴》卷九十六胡三省注：“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以白籍。”这段话，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也道出了东晋的病根。北人流寓江左者，就是南渡的那些人口。他们过江以后，往年皆为临时户口，今年要他们立为当地正式户籍。为什么？因为临时户籍可以不缴纳赋税。这么多贵族不纳税，国力如何强大？又，南渡士族这么做，怎能不与当地人发生矛盾？
此举固然为了便于征调赋税和劳役，但也说明，江左朝野再也没有恢复中原之想了。这里还须说明，北人迁徙江左之后注以白籍的，不光士族，还有一些为士族做佃农、做役工的。他们合起来是数量很大的人口，一律免于田赋劳役，可见当时豪族特权之一面。由于国家财政十分拮据，现在要他们重新登记户口，增加税源，是合理合法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