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前571—前544）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就是说，王家本姓姬，后来其中一支因言论罪被贬为庶人，老百姓就称他们是“王家人”，于是得姓王。《琅邪临沂王氏宗谱》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其中有一句说明：“晋，即王侨也。”由此可知，王侨是王氏的始祖（即羲之二十九代祖）。《宰相世系表》又云：“王氏定著三房：一曰琅邪王氏，二曰太原王氏，三曰京兆王氏。”王祥、王览、王羲之等属于琅邪王氏。
羲之十代祖、汉谏议大夫王吉，于西汉宣帝（前7—前49）年间由皋虞（今山东即墨）迁居琅邪临沂都乡之南仁里，即今临沂市白沙埠镇孝友村，其地至今保存有王氏祠堂、祖坟等遗迹。羲之六代祖王仁，字少玄，东汉大将军掾。自汉代至于两晋，军曹、掾，相当于军队的参谋，属军内文职人员。《晋书.王祥传》云：王仁曾任青州刺史。王仁生四子：谊、睿、典、融。据清初重修《泰康王氏宗谱》云：王融字巨伟，博涉经史，公府辟（即举用），不就。王融先娶高平薛氏，生子王祥，续娶庐江朱氏，生子王览。从谱系看，王氏家族在汉魏时代虽世为官吏，但非高门贵族。从王祥开始，两晋王氏才开始走向煊赫。
王祥以“孝行”著称，史书记载其事迹不少。《世说.德行》记载：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王家院墙外有一棵李子树，结子殊好，时令一到，常有邻人偷食。朱氏常指使王祥去看守那棵李子树，“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王祥担心大风刮掉树上的果子会因此让继母不高兴，于是抱树而泣，祈求上天不要刮太大的风。小小孩子，幼年失去母亲，已经够可怜的了，又被后母如此待遇，想见当时王祥的恐惧情状，至今读起来还让人揪心。此事在其他书籍中也有记载：“王祥后母庭中有李，始结子，使祥昼视鸟雀，夜则趋鼠。一夜风雨大至，祥抱泣至晓。母见之，恻然。”从朱氏的“见之恻然”可以想见，这女人并非那种铁石心肠、不可感化的人。
继母多有虐待前妇子女者，此事犹如宿命，少有脱此恶名者。从世俗角度看，朱氏之看王祥不顺眼可能出于三方面的因素：多一个儿子多一个继承人，将来分割家产，势必要多分出一份，己出之子相应地会少得一些。其次，前妇所生，多为长，若有世袭，其必为先，这也是继母的不忿之处。再次，作为后继，女人往往会因而想见丈夫与前妇之恩爱状，心多嫉妒，而现存的前窝子女便是那种意念的佐证，醋意一起，往往发泄到前妇之子女身上。这里存在复杂的社会学、伦理学因素，无须赘述。
王祥是个可怜的孩子，而命运之极端可怜处便会有人性的回声。这种回声，往往来自家庭内部。王祥有个好弟弟，王览。王览是王融与朱氏的亲生子。《世说.德行》注引《晋阳秋》：“后母数谮王祥，屡以非礼使祥，弟王览辄与祥俱。”王览见母亲总在父亲面前说哥哥王祥的坏话，且经常支使哥哥去做许多苦事，王览就觉得这样做不入情理。王览无法正面抵抗母亲，就只好把自己和哥哥王祥“绑”在一起。每每遇到母亲虐待同父异母的哥哥，王览就和王祥一起去做，让母亲无法将自己格外分离出来。王览常常为哥哥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难过，也不肯独自“享受”来自母亲的偏爱，以“辄与祥俱”的方式对抗那种有违人性的亲疏分别。这个办法很有效，朱氏往往因此而不得不罢手。
王览对哥哥的爱护让朱氏左右掣肘，许多事都不能让她畅快。朱氏看难以对王祥怎么着，就拿了王祥的媳妇发泄，史称为“虐使祥妇”——做这个做那个，朝死里使唤。每当这样的事情出现，“览妻亦趋而共之”。可见，不仅王览善良厚道，其妻也是个贤惠之人。“母患之，乃止”。这一来，朱氏的行为就失去了家庭内部最基本的支持，她单独站在了不义一边，连己出的儿子都不肯倾向自己。她在这个家庭中处于绝对孤立的境地。朱氏若是继续为难王祥，既行不通，也难以保全自己的面子。
有一次，王祥睡在床上，朱氏半夜里拿了刀，“自往暗斫之”，当时正值王祥私起（出去小解），继母“空斫得被”——那把寒光生冷的菜刀只空砍了床上的被子。朱氏毒计未能得逞，十分懊恼，气急败坏地在屋子里梭巡回转，骂那个该千刀的王祥藏到哪里去了，难道说小东西预先有知躲了出去？王祥小解回来，见继母因没能砍到自己而十分沮丧，“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主动跪到继母面前，说：娘你不要生这么大的气了，气坏了身子划不来，既然你不想要我这个儿子，我也犯不上让你这么不痛快，干脆满足你的愿望，让你砍死算了。
这一幕把朱氏惊呆了。看着披衣跪在面前的王祥，她手里的刀举了起来却没能砍下去。一张仁厚诚朴的脸，一双满含泪水的眼睛，如此哀伤地看着她。那里已经没有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有的只是无助、哀怜与弃绝，那是一个生命最后的哭喊，即使铁石心肠此时也会受到人性良知的震撼。朱氏无法自持，手里的刀掉落在地上，大惊讶、大感悟、大悔恨一起涌上心头。她把王祥从地上扶起来，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哀号。她哀号什么呢？为什么杀人者比被害者更觉悲伤？因为她的心被彻底震撼了。一个并非己出的儿子没有任何反抗，甘愿在长辈的屠刀下引颈就戮，人世间还有比这更叫人悲催的事吗？
朱氏放下杀人刀，从此爱王祥如己出。这件事，除了说明王祥的至孝，还可以看出，朱氏到底还残存了一份良知良心，并未横下一条铁石心，而且震撼之余尚能大彻大悟、洗心革面、改道易辙，也算是人性未泯、立地成佛吧。
深究此事，可作如下猜想：从王祥这方面看，他的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悲伤，对命运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父亲再婚续娶，这是合情合理的事，子女无法干预也不能置喙。继母的虐待旷日持久，已经到了让他深感“灵台无计逃神矢”的地步，娘要杀掉儿子，儿子还能有什么躲藏！既然怎么做都不能讨继母的欢心，如今还要拿刀夺他一条性命，那做儿子的还活个什么劲呢？能做的事我都做了，能忍受的苦难和屈辱我都忍受了，剩下的也就这么一条命——对生存的绝望让王祥作出决绝的乞求：您干脆杀了我吧，我也活够了。
从朱氏这方面看，她的震撼理所当然。清冷的夜晚，蓝色的月光照在门槛内外，她的嫉妒，她的愤怒，都被跪地求死的孩子给抵挡住了。生铁的刀锋如此沉重，以至于让她无法对主动伸过来的脖颈下手。是呢，一个从来俯首听命的幼童如今甘愿以牺牲来满足长辈的凶狠，还有什么理由定要夺他性命？作为一个长辈，竟然要对一个失怙的孩子下毒手，而对方毫无反抗之心，你敢正视这样绝对的顺从，你敢正视如此淋漓的鲜血吗？如果他是你自己生的儿子，你会这样吗？良知残存，让她这个继母得到了救赎。谢天谢地！
由此也可看到，中古社会，或者说魏晋乱世，泛滥的杀伐已经深刻地毒化了人心，社会失去最基本的规范，残忍之事多见，夺人一命似乎不是很严重的事。统治者之间的不义战争麻木了人性，毁坏了纲常道义，人性的原始粗暴犹如放归山林的野兽，看谁个不顺眼了拿刀砍了就是，杀人如刈草芥。深层次讲，这里还有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局限。在封建社会，基于小农文明的局限，人们不仅拥有时代规定的价值观，也拥有与之相应的独特的方**。在那个社会中，一旦矛盾出现，各方往往立即诉诸极端，那里没有妥协，没有交换，没有讨价还价，生死之间、胜负之间没有一片可以共享的开阔地。这是古典文化的一大弊端。这种生存方式不仅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上层政治。王侯征战，你死我活，战火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动辄坑杀数万人，就是例证。在阶级和阶层之间，文明的交流往往付之阙如，相互融通的情况较少。这种风气同样也影响了雅文化，魏晋士族多以清谈为上，一旦臧否人物，其机锋所指，往往吹毛求疵，稍有瑕疵即被视为不入高人之流，伶牙俐齿之徒于是浪得虚名，贵族文化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形成极端刻薄的意识形态，专制来于此，奴性也来于此。反过来看，正是因为古典社会所特有的极端行为方式，呼吁着和谐、交流与共存。这一时期，释道与儒道之间的相互解释，道教和儒学的相互融通及其所形成的格义，正是意识形态领域应运而生的事物。这种文化交流促进了玄学、佛学、道学的发展，这是中国文明史上相互弥补的正面例证。这方面，魏晋有许多代表人物，如王衍、王导、庾亮、支道林、王羲之、谢安等，其余不足观。
王家最为动人的故事，千古奉为经典的传说，还得算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世说.德行》：“方盛寒冰冻，母欲生鱼，祥解衣将剖冰求之。会有处冰小解，鱼出。”这段文字，有须解释之处。大冬天继母要吃鱼，或因身体不舒服想吃点儿好的调养，或因家中久无荤腥希望弄点儿鱼虾改善饮食，都是可能的。朱氏让王祥去弄一条鱼来，未必就要他去河里破冰捞鱼。在临沂一带，冬天到池塘河流中破冰抓鱼是常事，尤其是三九天结冰以后，更非罕见。
王祥遵从了继母的指令，便到河湖中去寻觅，并解衣破冰求之，终于有鱼儿跳出。现在看，这样的做法虽然出于孝心，却近似痴呆。如果王祥不痴不呆，他大概会拿了抓鱼的工具，如鱼叉，如鱼网，如鱼钩，到河里去寻摸弄几条鱼来。沂河是一条大河，水中鱼很多，不难捕捞。即使是王祥卧冰的那条不大的孝感河，鱼也是不会少。想象一千七百年前，此地人口远不如今日稠密而水面远比今日要大，其中当有很多鱼虾蚌贝。即使在今天，河水结冰之后，人们——主要是少年——也会去冰河上赶鱼逮鱼。他们奔跑于冰面之上，冰面响起一片清脆连绵的断裂声，被惊吓的鱼儿惶惶然四下逃窜，若此时遇有开裂的窟窿，就有鱼儿从冰洞间跃出。笔者少年时就曾在大冬天里与伙伴们联手做此嬉游——大家一排儿站好，脚步整齐地向前赶，冰面传来的裂帛之声给滑冰游戏者带来冒险的喜悦。至于狭窄处，常见冰窟窿里飞出白鲢或大头鱼。这两种鱼胆子最小，遇到声音到处乱窜，为的是逃命，却成为人类的盘中餐。诸如鲤鱼、鲫鱼、鲇鱼等较安静的鱼，则少有跃出水面的。我们宁肯这样推测：王祥和伙伴们在冰上赶鱼，热了，解衣，一伙人在冰上小跑，做着赶鱼的游戏。有人在冰面上砸出洞口——这既是鱼的喘息处也是其跃出逃命处。上文说的“会有处小解”，那个“小解”的冰洞很可能就是人为打开的冰窟窿。这种冰窟窿并非都是为了逮鱼而打出的，邻近的居民可能为了取水砸开冰面。有人将牲畜赶到冰面来饮水，有人将芦苇和高粱眉子放到冰水里浸泡以便制作芦席——白沙埠一带自古就有织席的传统——这都需要在冰面上砸开一个窟窿。为什么不用井水呢？因为从井里取水很难，很慢，也很费力。尤其是冬天，如果因为浸泡织席的眉子而把井台弄得溜滑结冰，大家都会不高兴。因此，邻近村庄的河面上大冬天里几乎都有冰窟窿。
想象当时的情景吧：在少年们的反复驱赶下，受惊的鱼儿们四下里寻找藏身之所，成群结队地逃窜，那样子很是狼狈。乡间的河流湖泊从前都很清洁，澄碧的河水犹如透明的碧玉。小孩子在冰上嬉戏，能看见冰下的水草、瓦块和鱼虾。在杂沓的脚步声中，冰面上传导着冰裂的音乐，许多胆小的鱼被惊扰起来，它们四下里逃窜，在冰下寻找庇护所。它们误以为冰面上的窟窿就是逃生之处，于是一跃而起，成了朱氏继母的盘中美餐，成就了王祥的千古美名。典故一再传说，与本来面目已经大相径庭。
民间故事中蕴含着草根社会狂热的美感诉求，许多常识经一再传说，真实往往变成了传奇，有时顾不及露出的马脚。为了强化事件的戏剧性和悲情感，人们宁肯相信夸张了的情节，也不愿追求本相。今日读者也乐得迁就古人的美意，相信那条鲤鱼就是受了王祥的感化而故意献身，犹如佛教中“舍身饲虎”的生灵。这类传说不止一则两则，萧广济《孝子传》有这样的记载：王祥后母“忽欲黄雀炙（炙，相当于现在的烧烤），祥念难卒致（赤手空拳确实不容易捉到黄雀）”。然而，“须臾有数十黄雀飞入其幕”——这就神乎其神了。古人认为，因为有了这样感天动地的孝心，所以“母之所须，王祥必自奔走，无不得焉”。
想象一千七百年前，此地林木葱茏，林中多有鸟雀。即便今天，乡村少年也还有以捕鸟为乐者。继母朱氏要吃烤黄雀，王祥觉得“难卒致”，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王祥还是想出了办法。他拿了捕鸟用的网子，即文中所说的“幕”，将之张罗布置于林木间。此时若从附近处驱雀，就会有鸟儿“飞入其幕”。今天还有人用这种办法捉鸟儿。在临沂地区，黄雀是很普通的鸟。笔者少时曾做一个小小的“阿子”用来捉黄雀。所谓阿子，是用两片面积大约两三平尺的网，分别捆在弯成半圆的曲棍上，然后将两片网子做成口形，用绞绳束了，拧紧，将两片网子张开，犹如张开的大嘴巴。加上机关和诱饵，置于草丛中，不一会儿就有鸟儿啄食。此时机关启动，阿子突然闭合，就能抓到小鸟儿，多数为黄雀。试想古时候人少林茂黄雀成群，抓到几只小鸟做烧烤，似非极难之事。
这么说，并非要消减王祥卧鱼、捕雀的难度和意义。即使去掉传说中的演义部分，故事的基本面依然洋溢着孝子孝心的感人内核。王祥秉承美德，多半来自家族的传统和自身处境的规定性，于是丰富了既有的风范。事实上，这种风范不仅最终感化了朱氏，也熏陶了王家所有成员。王览夫妇亦如此，就是证明。被王祥的孝行所感动，非血缘的矛盾终止于平和。后来王融去世，王祥夫妇供养朱氏三十余年，直至继母寿终正寝后“乃仕”——王祥才出来做官。史书称之：“以淳诚贞粹见重于时。”不念旧恶，侍奉继母如亲娘，送终后才肯出来做官，确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王祥王览兄弟俩的故事，当时就已广为传颂并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汉以来，多有篡位者，王莽是首例，此后三国的曹魏，两晋的司马氏都以内部篡权的方式改朝换代，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忠”。儒家历来有“为尊者讳”的遁词，既然“羞于言忠”，这些人便“避己之短”，改而提倡“以孝治天下”——不得已而求其次，也在事理之中。两晋时期，关于“孝”的礼节法令很多，如“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都要“守制服丧”。无论现时当着多大的官，都要辞掉，一门心思给父母守丧，直到服阕之日方可重回岗位。司马光说：“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晋泰始三年，朝廷曾经正式下诏，“令二千石得终三年丧”。等于说处级官员，父母死了，必须辞官在家守丧三年。魏晋以此验之以士大夫的孝行，除个别特殊情况外，无敢逾越此制者。在当时，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律条，而非一般的软性提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