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作者，到现在为止尚有争议，不过多数研究者还是认同是曹雪芹。我个人也认为它就是曹雪芹的作品。此文不就《红楼梦》作者问题做探讨。此次要跟大家探讨《红楼梦》的文本。我认为曹雪芹通过《红楼梦》化解了他心灵深处的三个焦虑。
第一个焦虑，是身份认同的焦虑。即我是谁？怎么界定我自己。《红楼梦》的文本里，如果仔细读的话，渗透着身份认同的紧张，其叙述中不断地在化解这种焦虑。
第二个焦虑，是时空焦虑，时空认同焦虑。我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空间里？怎样的一个历史阶段里？当然这是我用今天的话语来表达。曹雪芹在开篇就宣称他所写的故事朝代纪年、地舆邦国皆失落无考，脂砚斋随即就写下批语：据余说，则大有考证。时空桎梏人生，怎么办？《红楼梦》文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化解了作者内心的焦虑。有研究者认为，《红楼梦》作者认同明朝反对清朝，又有研究者认为作者肯定康熙痛恨雍正怨怪乾隆，更有研究者认为作者整个儿反封建社会。这些研究成果都足资参考。但是，我认为到头来，作者超越了对明、清的褒贬，超越了对康、雍、乾三个皇帝的爱恨，表达出个体生命超越时空桎梏，达到心灵自主的一种宝贵的追求。
第三个焦虑，是文化认同的焦虑。曹雪芹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满族虽然一统了中国，但是满族统治者拿不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结果等于全盘接收了原先汉族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尊孔崇儒，以读书上进、科举选拔，来驯化治下的年轻学子。在《红楼梦》里，作者通过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对这一套痛加挞伐，骂那些迷恋科举以求官职的人是“国贼禄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曹雪芹就全盘抵制儒家学说，对于儒教中的某些维系家族亲情的伦理，他不但不反对，还享受其中，比如第二十五回写他从私塾回来，卸下装束，就滚到母亲王夫人怀中，享受母亲的爱抚。第五十四回宗族欢聚，族长也是堂兄贾珍带领众兄弟跪下给老祖宗贾母敬酒，他本来可以不跪，却自愿而且愉快地参加到下跪的群体中。当然，书中的贾宝玉面对汉文化中的不同品类，他是有所选择的，对老庄，《西厢记》、《牡丹亭》那样的，他就特别欣赏。这其实也就是曹雪芹自己化解文化认同焦虑的路径。《红楼梦》的文本里，最能体现作者文化认同的一段文字就是《芙蓉誄》。
现在我只集中谈谈《红楼梦》文本中，曹雪芹是如何化解他那身份认同焦虑，如何升华的？而我从中又学到些什么。
阅读《红楼梦》文本后，会发现两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有一位从台湾到美国定居的历史学家，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而且研究《红楼梦》，他就是唐德刚先生。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探讨《红楼梦》里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红楼梦》写女性，为什么不写脚？《红楼梦》里描写女性的文字非常详细，发型怎么样，发簪怎么样，衣服的样式、花边的镶嵌，面面俱到，但是里面就是不怎么写女人的脚，这是为什么？而且不仅是女子脚的问题，“写女不写脚，写男不写头”，还有对男子头部描写的问题。《红楼梦》中的男性主要写了贾宝玉，写贾宝玉梳辫子，但是贾宝玉留的不是清代官方规定的那种成年男子必须具备的辫子，第三回贾宝玉出场，就写到他“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了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稍，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这是曹雪芹为贾宝玉这个角色量身定制的一种发型，在清代社会那绝对是非常孤立的情况。清代满族成年男子要把前面头发剃光，后面留头发编成个辫子。满族八旗兵打下山海关，定鼎全国后，有个重大的措施，就是要求所有男子（尤其汉族的）要把头发留成满洲男子的样式。当时有一句话叫作：“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那么后来全国汉族男子都要把前面头发剃光，后面梳辫子，是这样的一个发型。贾宝玉虽然梳辫子却“周围一转短发”前面有刘海，按说是绝不允许的。《红楼梦》文本里写了很多成年男子，除了贾宝玉，却一律回避写男子的发型。以至于后来随着社会发展，《红楼梦》被搬上舞台，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总是会遇到一个如何处理宝玉以外的男性角色的发型和服饰的问题。最后往往是如何呈现呢？除了贾宝玉的特殊发型以外，里面男性角色的发型就采取明代汉族男子的形态，不呈现满族男子的形态。当然后来也有导演开始采用满族男子形态，而有些观众反倒觉得不那么顺眼。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回过头来说说《红楼梦》中关于女性的描写。我们现在对女性的审美趣味有一个大改变。二十世纪“五四运动”当中，男性审美观念有一个很大的变革，就是对女性脚的态度。在明朝，且不说更早以前，几乎所有男子的审美趣味，都是要求女子的脚必须缠得很小，越小越美。《金瓶梅》里，西门庆把玩女性，小脚是他重要的兴奋点，而女性要取悦于他，三寸金莲必须具备。到清朝，汉族男子对女性，基本上仍是这样的审美观。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许多男子把玩女性金莲的文字，但是《红楼梦》里却鲜有关于女性脚部的描写。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提倡“天足”，人们审美观点发生很大的变化，新式的知识分子男性坚决不接受裹脚的女子，家里父母包办婚姻的女子裹脚，即使娶来，也坚决不与其同床，最后多半离婚，他们要去爱“天足”的女子。但《红楼梦》表现的那个时代，三寸金莲本是到处常见的，许多男子还是以把玩三寸金莲为乐事的，曹雪芹为什么却偏要回避呢？
《红楼梦》的文本实在很特殊。这就是因为，曹雪芹在构思这个文本时，心中充满着焦虑，身份认同的焦虑。书中所写的贾府，包括四大家族中另外的史、王、薛三家，这些家族到底是满族的还是汉族的？贾宝玉等人究竟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你能够明快地回答我吗？书里的写法，真个是烟云模糊。在种族认同上，作者，也就是叙述者，充满了焦虑，不是他没能力写清楚，而是他不愿意写得很清楚。一个是种族方面的认同，他有心理障碍。另一个，请问，他所写的贾府，比如荣国府这些老爷太太，在当时社会里，是属于主子阶层，还是奴才阶层？一开始我们看到，写的是一个百年富贵之家，贾家当然属于主子阶层，但是往下细读，就发现在《红楼梦》的文本里，表达出一种作为奴才的凄惨、凄厉的申诉，这是怎么回事？你就会感觉到，曹雪芹下笔时有焦虑。他为自己家族和他自己的定位问题而焦虑。研究《红楼梦》一定要懂得这个文本特点。
《红楼梦》的文本特点在全世界全人类的文学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真事隐”“假语存”，可见是虚构的文本。全人类的小说都是以虚构为特色的，不虚构不成为小说，不虚构的文学作品现在有个叫法，就是报告文学。但是曹雪芹虚构的《红楼梦》文本很古怪，作者脾气很犟。“假语”就“假语”吧，大家写小说都是“假语”，但他偏要把自己家族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编织在文本里。“真事隐”，还要“假语存”，把真事存放在虚构的情节、场景和对话里，这是独一份的做法。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第三回的写法。如果你是个稍许了解封建社会伦常秩序的人，粗看也许无所谓，冷静一想，细推敲，就会觉得曹雪芹写得好古怪，往严重了说，这叫作情节设置不合理。曹雪芹写贵族大家庭荣国府，写林黛玉因为母亲去世，就送到外祖母那里抚养，送到荣国府。林黛玉是贾母亲女儿的亲女儿，很亲，所以林黛玉到了荣国府，首先去见贾母。只要读过《红楼梦》，我们都知道，贾母是住在一个单独的院落中，在整个荣国府里的西边。在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交代了贾母有两个亲儿子，大儿子叫贾赦，正妻邢夫人；二儿子叫贾政，正妻王夫人。林黛玉到了荣国府要去见大舅、二舅，小说里描写了，但是写得太古怪。邢夫人带着林黛玉去见她的大舅。大舅身份很高，小说里的荣国府，老一辈荣国公是开国功臣——故事里的王朝的开国功臣。当然没有达到最高的贵族级别——最高级别是亲王，而且世袭罔替，就是第一代是什么爵位，第二代不降，除非后来皇帝把你家抄了、杀了，否则就是世代承袭那个爵位。荣国府当时没有这么高贵。荣国公死了后，皇帝问有没有儿子？有两个儿子。根据当时封建王朝的规则，大儿子可以承袭贵族头衔，当然要降级。原来是国公，到了贾赦，就降为一等将军，当然也很不错了。贾赦是长房长子，但是林黛玉跟着邢夫人去见贾赦时，是怎么写的？曹雪芹会写小说吗？小说虚构，要虚构得合理嘛。荣国公死了，他的遗孀贾母还健在，书里交代贾赦和贾政没有分家，那么，就应该写成邢夫人把林黛玉带到荣国府最重要的那个空间，也就是挂着皇帝御赐匾额的那个荣禧堂去，对不对？贾赦和邢夫人就应该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书里怎么写的？邢夫人带着林黛玉不但出了贾母那个院落，更出了整个荣国府的大门，到门外还要坐车，车停在了一个黑油大门面前，进那院子，才是贾赦和邢夫人的住处。怪不怪呀？林黛玉的大舅贾赦袭了爵，是一等将军，贾赦的母亲还活着，他不跟他母亲住，而是另外住一个院子，为什么啊？封建社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不要说贵族人家，即使是农村富足人家，一位寡妇有两个儿子，又没有分家，那么大儿子不管母亲，另外到一个院子里住，也是很反常的。书里写到，邢夫人带林黛玉到了大舅家，贾赦在家，却说什么见面彼此伤心，所以干脆就不要见了。之后林黛玉回到荣国府，再去拜见二舅。二舅是皇帝念及贾家上辈是开国功臣，所以额外赐了一个可以当官的身份，后来就当了个工部员外郎，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官职，和他哥哥封袭一等将军没得比。书里写贾政斋戒去了不在家，王夫人接待她，于是读者发现是没有爵位的二舅和二舅母，他们住在荣国府中轴线上最显赫的空间里，不仅挂着皇帝御书的金匾，还挂着一副堂皇的楹联。贾政和王夫人怎么成了荣国府的府主呢？从书里后来的描写看，贾母固然不喜欢贾赦和邢夫人，但是对贾政也没有什么感情，对王夫人往往不以为然。曹雪芹写小说，为什么虚构成了这个样子？
这就是因为，曹雪芹在“真事隐”，即虚构小说情节的时候，他又偏要把他家族历史中的某些真实情况，记录到文本里，也就是他还要“假语存”。即使在某些篇幅里细心的读者会觉得情节设计不合理，他也在所不惜。
《红楼梦》是一部众多角色都有人物原型的作品，我研究《红楼梦》就是作原型研究。我当然知道，不是所有小说中都有原型人物。南美阿根廷有个作家叫博尔赫斯，他长期在图书馆工作，他的小说灵感很多都出自他的阅读体验，比如《交叉小径的花园》，是没有生活原型的，这也是一种写作路数。但是，《红楼梦》是有原型的，它取材于曹氏及相关家族的浮沉兴衰。简而言之，曹氏宗族在早期，在明代晚期，有一支从关内迁到了关外去谋生，关外满洲八旗兵膨胀起来想夺取全国政权，一开始并不顺利，打来打去的。在这个过程里，曹家的祖上被满洲八旗兵俘虏了，当时这样的汉人不多，后来他们随满族八旗兵一起打进关内，最后满洲八旗兵定鼎中原，建都北京，统治中国，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就是顺治皇帝。
那么，曹家的祖上很早就编在八旗兵里面，有一些人说曹雪芹是汉人，后来他们家编入了汉军旗。不对，曹雪芹他们家是汉人，但被编进了正白旗，而满洲八旗后来又分等级，分所谓上三旗、下五旗，上三旗就是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曹家祖上幸运，编入的是正白旗，属于上三旗。进京以后，这些满族人对早期一起战斗过的汉族人很信任，所以曹家祖上得到了顺治、康熙的重用。
康熙小时候（康熙是他登基以后的庙号，这里借用）不能跟着亲生母亲过，是跟着另外一群妇女长大的。当时清廷有一条规则，皇帝的孩子不留在母亲身边，要另外去养。怎么回事呢？道理很简单，宫中女性是供皇帝享乐的工具，任务是供皇帝消遣，给皇帝生孩子，做母亲抚养孩子不是她的任务，得交给内务府，派其他女人去养。这些孩子的母亲一年之中，只有在皇宫庆典大礼时，才能看到亲生的孩子。孩子通常都搁在另一个地方抚养。
康熙小时候就被放在紫禁城西边的南长街的福佑寺抚养，一群奶妈伺候着，还有一种角色叫保母（不能写成保姆），这种保母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姆不一样，是代替母亲的角色。康熙小时候，保母就等于是他的母亲，保母不止一个，但有为首的，那为首的保母使他尝到母爱。保母从小教他，要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见人应该怎么有礼貌，懂得爱惜粮食，从小应该有慈悲心等等。保母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保母在清代会被称为“教养嬷嬷”，“嬷嬷”发音就是“妈妈”。《红楼梦》里写到的李嬷嬷、赵嬷嬷、王嬷嬷，都应该这么叫。但这发音到今天会有变化，一般人会发“磨磨”的音。根据琼瑶的小说《还珠格格》改编的电视剧里有个角色，荧屏上打出的字幕是“容嬷嬷”，发出的声音是“容磨磨”。这是怎么回事？这牵扯到现代汉语使用当中的很多变故。“嬷嬷”原来只有一种规范的发音，就是“妈妈”，但是20世纪一些人翻译西方文学作品，里面写到修女，便使用这两个字来表达，而且读作“磨磨”。于是反过来，影响到对清代嬷嬷们的称谓。同样的，“茜”这个字，原来只有一个规范的读音，就是读作“欠”，《红楼梦》里有个人物叫“茜雪”，里面有一个虚拟的国家，叫作“茜香国”，但也是由于翻译中的借用，这个字不读“欠”了，读成“西”，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小说里会有读作“丽西”的女子丽茜，电影《茜茜公主》，不读作“欠欠公主”而读作“西西公主”。“嬷”和“茜”现在成了多音字，这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文字现象。
那么曹雪芹的祖上，具体说是他的祖父曹寅，有个母亲是孙氏。孙氏就是康熙皇帝小时候的保母当中最主要的一位。《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贾氏宗祠，有副对联是“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烝甞之盛”，这就是“真事隐”中的“假语存”，把曹家当年起家是因为老辈子妇女“保育”过皇帝的真相记录下来了。康熙小时候很难见到生母，偶尔见到也难以从那里得到母爱。在他生长期给予他母爱的就是这个孙氏，可以想见他们之间感情有多深。康熙长大以后要找个陪读，谁来陪读？就是孙氏的儿子曹寅。曹寅陪着康熙一起玩，就是玩伴，北京话叫发小，你说是什么关系？所以后来曹寅成为正白旗里的汉族成员，立身清朝的一个皇家的服务机构内务府。曹寅作为伴读，后来做了康熙的近身侍卫，再后来康熙就委派他官职，他被外派到南京，就是江宁，当江宁织造，负责在南京为皇家制造纺织品。江南养蚕，出上好的蚕丝，皇后的龙袍，皇后妃嫔的服装，乃至床上用品、窗帘布幔，这些皇家的需求，都由织造府供应。表面上看来，织造官儿不大，实际上康熙对他信任得不得了。当地的最高官员对他都要畏惧三分，他从小可是陪着康熙长大的呀。他也经常向康熙递送密折，汇报一些官员的动向，也报告一些其他的事情。
曹寅后来还兼管盐政，而且现在我们图书馆有《全唐诗》，《全唐诗》是什么时候编制的啊？康熙朝，康熙让谁编制的啊？就是曹寅。他在扬州召集一些文士，搜集这些诗编制而成。据可靠的史料记载，曹寅在南京街上出现的时候，所有人看见他，都下跪的下跪，弯腰的弯腰，弄得他很不好意思，因为凭织造的官职不该享受这种待遇，于是，他在肩舆上，就总拿着线装书挡住脸，表示自己在阅读。
康熙是个精力旺盛的皇帝，生育能力极强。他亲自排出顺序的儿子有三十五个，公主有二十个，没有来得及排序的夭折的还有一批。后来清朝皇帝的生育能力越来越萎缩，到了咸丰，就是慈禧生了一个儿子。到光绪帝，是性无能。到末代皇帝溥仪，就完全丧失生育能力。康熙精力极其充沛，他六次南巡，皇帝下江南，当地的最高官员如总督或巡抚什么的，都会为他造行宫。有意思的是，康熙到江南六次有四次过行宫而不入，“曹寅住哪里？”他直接住到江宁织造府里去，也就是直接住在发小家里，这是很出格的，但皇帝有任性出格的权力。当时的官员看到这个情况，能不看重曹寅吗？不仅是看重，一定还很敬畏。有一年康熙到织造府以后，孙氏还健在，颤颤巍巍地出来要跪拜，她当然应该跪拜，皇帝来了呀，她是一个老奴才嘛。据可靠史料记载，康熙看到孙氏“色喜”，很高兴，并且对围随在身边的重臣们说：“这可是我们家的老人啊！”当时他立有太子，太子随他下江南，他那样说更是让太子尊重这位老嬷嬷。按理康熙不该这么说，抚养他的保母是内务府派来的，孙氏的丈夫是正白旗所俘获的汉人的后代，属于包衣身份，包衣就是满语“奴才”的译音。孙氏嫁给包衣，自己当然也是包衣，身份是卑贱的，怎么能跟太子和重臣们说孙氏是“我们家的老人”呢？但是康熙确实对孙氏有感情，他情不自禁就那么说了，也被在场的人士记录下来了。当时织造府里萱花盛开，萱花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孝敬母亲”的含义，康熙触景生情，就当场挥毫，写下“萱瑞堂”的牌匾，赐给曹家。于是《红楼梦》第三回写黛玉进荣国府，她在贾政和王夫人居住的那个府第中最核心的空间里，见到皇帝为贾家题写的“荣禧堂”金匾，就属于“真事隐去假语存留”的笔墨。
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曹寅得了疟疾，治这个病需要一种药——金鸡纳霜（奎宁），当时中国有没有这种药呢？有的。谁有？康熙皇帝有，全中国就他有一点。康熙是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得来的。得知曹寅得了疟疾，他心急如焚，对曹寅爱护得不得了，让驿马不停蹄地跑往南京送药给曹寅。那时候没有飞机、火车、汽车，不断换马，马不停蹄地往南京跑，还是需要很多时间，结果，药送到时，没有福气的曹寅已经咽气死掉了。按说曹寅死了，就让内务府再找另外的人充当江宁织造不就结了，顺治皇帝时候就立下规矩，内务府派出的官职是不能世袭的，但是康熙对曹寅一家的感情太深了，他就偏让曹家世袭。曹寅死了，还有个儿子叫曹颙，康熙就让曹颙继续当江宁织造。康熙对曹颙很看好，夸赞他文武双全，但是这个人很不争气，没几年，他又死掉了。曹颙死后，曹寅就再没有亲儿子可以世袭这个织造官职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按说康熙也就该叹息一声罢休了，但是康熙对曹家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居然还要曹家来当江宁织造。当时江南有三大织造，除了江宁织造，还有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苏州织造当时是李煦，他的妹妹嫁给了曹寅，曹寅死了，家里只剩两代孤孀，就是曹寅和曹颙的寡妇。康熙肯定就想起了孙氏——曹寅的母亲、他的保母，孙氏当时已经去世了，但康熙还是要报答孙氏的抚养之恩，更肯定想起发小曹寅，他们真是亲如手足啊！于是，康熙就把李煦找来问：你能不能从曹寅的侄子中选一个人，过继给曹寅，来接管江宁织造？李煦就从曹寅的侄子里选中了曹頫，于是，这个人就算是曹寅和李氏的过继子，他就带着他的夫人，进驻江宁织造府，住进有“萱瑞堂”御笔题匾的正堂，继任了江宁织造。
李煦的妹妹、曹寅的遗孀李氏，在小说里化为贾母，而曹頫和他的夫人，在小说里化为了贾政和王夫人。当然故事设置贾府的空间，不是在南京而是挪移到了北京。在小说里，读者可以发现，贾母对贾政的感情很淡薄，灯节贾政准备了许多礼物到贾母跟前凑趣，贾母没多大会儿竟然就让他离开。第三十三回写贾政痛打宝玉，贾母闻讯赶到，大怒，说出“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的话来。这种母子关系，就是按照生活真实中，曹頫乃李氏的过继子的情况来“假语存”的。儿子不是李氏亲生的，是过继的，但过继的儿子生下的孙子，祖母会非常珍爱，这是中国传统伦常的既定心态。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儿子虽然是过继，但孙子就认为是嫡传，丝毫不影响祖孙感情，甚至还会更加浓酽。小说里贾母对宝玉的溺爱，显然也是把真事用假语存之。
在真实生活中，曹頫有自己的亲哥哥，但这个亲哥哥并没有跟他一起过继到李氏门下。但是曹雪芹写这部小说，不能舍弃曹頫的亲哥哥这一支，因为这一支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型人物二奶奶，将其假语存于故事里，就是王熙凤，所以他在进行小说文本虚构的时候，合并同类项，把曹頫和他哥哥写成是贾母的大儿子贾赦。在真实生活里，这个人和他的夫人并不跟李氏住在一起，那么在小说里，曹雪芹也就写成林黛玉去拜见贾赦，需要另去一处独立的院落。
关于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在身份认同上的焦虑问题。曹雪芹家从根上说，是汉人，但是这家人很早就成了满族正白旗的的成员，跟满族人一起战斗，满族定鼎中国后，一起分享胜利的果实。那么他根据家族的历史写《红楼梦》，怎么来处理故事里贾家，以及其余三大家族成员的身份，写成满洲八旗成员的故事？可是四大家族的成员却又流淌着汉族的血液。最后，曹雪芹决定在写的时候，尽量避免鲜明的种族符码。因此，他在写女性角色的时候，尽量不去描写脚部。满族一统中国以后，在女性的服装上，对汉族不是那么苛刻，清朝汉族妇女大体上还允许按照明朝的方式穿戴。《红楼梦》里对荣宁二府中女性装扮的描写，除了脚部，其他部位往往不厌其烦，写得很细，写成类似明朝妇女的装扮，这也合乎清朝时许多汉族妇女的真实面目。曹雪芹自己家族及相关亲戚中的妇女，既然出身汉族，保持明式装束，是可能的。但是，其家族很早就投降了满族，并且被编制到满洲八旗里，那么，作为旗人妇女，若采取旗装，也是顺理成章的。旗人妇女是不缠足的，而且会穿一种独有的花盆底鞋，身上穿旗袍，头上梳“两把头”。在近代排演的京剧《红楼二尤》里，尤二姐、尤三姐是类似明代妇女的装扮，而王熙凤就是“两把头”、旗袍、花盆底鞋的旗装，汉满混搭，看上去很有意思。曹雪芹为了超越“我们这些人究竟是汉族还是满族”的身份认同焦虑，他笔下的妇女，就尽量不含鲜明的种族符码，写汉族女子不写三寸金莲，写满族妇女不强调是大脚，王熙凤也不写成旗装妇女。
但是如果读得很细心，就会发现，曹雪芹虽然总体刻意回避写女性的脚，但是也偶尔会出现一点关于脚的文字。他写尤三姐为了对抗贾珍、贾琏对她的玩弄，就故意放荡不羁，“这尤三姐……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敲或并，没半刻斯文……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洒落一阵，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竟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这是曹雪芹笔下唯一写到“金莲”的地方。书里的尤二姐和尤三姐显然都是汉族妇女，尤二姐被王熙凤骗到荣国府，带她去见贾母，贾母看完她的手，又让丫头把裙子撩起来，干嘛呀？看足。过去汉族对女性的评价，美不美，要从头看到脚，尤其要看“三寸金莲”。这一处没有出现“金莲”字样，但是也暗写到金莲。有一次写晴雯，她在床上跟别的丫头打闹，“穿着红睡鞋”，这红睡鞋是裹小脚用的东西，汉族妇女才有，满族妇女是“天足”，睡觉时不穿鞋。书里还常用“小蹄子”来蔑称丫头，仆妇讽刺丫头不愿跑腿，有“那里就走大了脚”这样的语句，就说明贾府里的丫头，有一部分是汉族妇女，缠足。当然还有些丫头是满族的，像贾母那边的粗使丫头傻大姐，“生得体肥面阔，两只大脚，作粗活简捷爽利”。不过这种涉及女性脚部的句子，在《红楼梦》整部书里真是凤毛麟角，不进行文本细读都会被忽略掉。
一定会有人问：书里的金陵十二钗，她们是“天足”还是小脚啊？书里有个女子邢岫烟，有次贾宝玉要到栊翠庵找妙玉，半路碰到邢岫烟，“颤巍巍的迎面走来”，邢岫烟走路为什么颤巍巍啊？就因为她和尤二姐、尤三姐一样，不属于四大家族，是汉族妇女，要缠足的。贾氏四姐妹，薛宝钗、薛宝琴姐妹、王熙凤、史湘云，她们都是四大家族的女性，四大家族的原型都是入了满洲旗的，这些女性应该都是“天足”。曹雪芹写史湘云，她不仅爱女扮男装，更能在雪地上扑雪人玩，若是缠足难以想像。那么，林黛玉呢？她的母亲贾敏的原型是入了旗的，大约是大脚，但是书里写贾敏嫁给了林如海，林如海似乎是汉族官吏，那么林家是可能给黛玉缠足的，不过书里完全不写她脚的形态。读《红楼梦》要注意到，薛家进京，摆在第一位的目的，是要让薛宝钗参加宫廷选秀。书里没有使用“选秀”这个语汇，实际上就是告诉读者，薛宝钗即便有汉族的血脉，但她家很早编入八旗，是在旗女子。她到了十四岁，就有参加选秀的资格，林黛玉则未必。这也是薛、林两钗的重大差别。
《红楼梦》写女性尽量不写脚，写成年男性则基本上不写发型，除了贾宝玉的特殊辫子，不写别的成年男子的辫子。装束上，不写清代常见的长袍、马褂、瓜皮帽等。有时就会造成错觉，让人以为写的是明代的生活。有人认为《红楼梦》是排满扬汉的文本，我认为根据不足。曹雪芹在写法上尽量避免满汉的种族符码。他的家族根子在汉，却在改朝换代中成为满洲正白旗的成员。我家究竟是汉族还是满族？我究竟属于八旗后裔还是华汉子孙？他内心有身份认同焦虑，他通过巧妙的文本策略，化解了这个焦虑。他笔下所写就是第一回《好了歌》及其解析里所概括的人间悲喜剧，他笔下的贾宝玉就是第二回所说的那种秉正邪二气的生命，超越了种族认同，达到最高层面的生命关怀。
在《红楼梦》文本里，还能看出曹雪芹在身份认同上，除了种族认同的焦虑，还有一个焦虑，就是主奴身份辨识的焦虑。书里故事一开始就交代，宁荣二府是世代簪缨的钟鸣鼎食之家，开国功臣的后代，有着不得了的社会地位。接着故事往下流动，有些文字又透露出来，人物内心里总有与人为奴的自卑。书里写了一个现象，就是荣国府有个大管家赖大，赖大的媳妇叫赖大家的，那时候媳妇一般都没有名字，嫁给谁就叫成谁家的。赖大早上到府里上班，下班以后回家，回到一个什么样的家里呢？巨大的宅院，宅院附带着花园。赖大有个儿子叫赖尚荣，成长的过程跟贾宝玉不相上下，本来赖尚荣作为奴才的后代，长大后也应该到荣国府服役当差，但是被免除了这项义务，于是赖大就给赖尚荣捐了官，当上了县太爷。为了庆祝儿子当官，赖大还专门在家里大宴宾客，贾府里的老爷少爷，以及社会上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士，都去他家做客。进到荣国府，赖大是高级奴才；出了荣国府，他就是社会上的富豪。而且书里写得很有趣，赖大他妈还活着，赖嬷嬷带着仆人来到贾府请安，见了贾母、王夫人，又去见王熙凤。这个赖嬷嬷跟王熙凤和贾琏转述她对赖尚荣说的话：“你那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爷爷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恼。熬了三辈子，好容易挣出你这么个东西来……你一个奴才秧子，仔细折了福！”这是带血带泪的话语。《红楼梦》里赖大家的这种情况，其实是贾家相当于皇家地位的一个缩影。曹雪芹家，正是那样的情况：在被征服的汉人面前是统治者正白旗里的成员，在满族皇帝和正白旗旗主眼里，他们却不过是被征服掳获的下贱的包衣奴才。正因为如此，《红楼梦》里才会有关于赖大家的这种描写。在关于宁国府焦大醉骂的那段情节里，也透露出贾家上一辈是如何浴血战斗，千辛万苦挣来家业的，而焦大在艰难岁月里，自己喝马尿，把找来的水奉献给主子喝，也恰是往昔曹雪芹祖辈作为忠仆效力满洲主子的缩影。“你那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其实所传达的正是书中贾家，即生活真实中曹家的心声。就真实身份而言，曹家几辈都不过是“奴才秧子”，作为主子的皇帝，可以如康熙那样对曹寅信任溺爱，也可以像雍正那样对曹頫严厉打击。到乾隆朝，曹家卷进弘皙逆案，乾隆如以沸水浇灌蚁穴，曹家的毁灭竟连档案也无留存！“奴才秧子”罢了，主子的喜爱憎恶信用毁弃只在一念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会有这种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主子还是奴才？富贵还是卑贱？但是通过他设定的文本策略，特别是通过他塑造的贾宝玉这个形象，把这份焦虑终于化解掉了。
我读《红楼梦》，当然特别注意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个形象的塑造。贾宝玉对世上众人的看法，是惊世骇俗的。曹雪芹写书的时代，是一个神权社会，但贾宝玉却毁僧谤道，深知他脾性的袭人就此劝诫他，他表面上答应，其实何尝改正。那时代当然更是一个皇权社会，贾宝玉却毫无通过读书科举跻身权力 中心的意愿，不仅骂那些往权力中心攀爬的人是“国贼禄蠹”，更身体力行的主动亲近远离权力的社会边缘人，如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那时代是父权社会，贾宝玉却和他父亲贾政在科举、结交等方面发生激烈冲突。那时代是男权社会，贾宝玉却宣布：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对那个时代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男尊女卑来了个彻底的颠覆。贾宝玉对女性的崇拜又并非盲目的，他有三段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就怎么变出许多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死的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他深切感受到，闺中的青春女性，无论小姐还是丫头，没有深受社会主流价值的污染时，天真烂漫，显示出生命的本真之美，但是一旦嫁了人，就开始参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运作，灵魂就开始锈蚀，再往后，则生命的本真之美尽失，如死鱼眼睛迅速腐烂。贾宝玉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完全超脱于那个时代的一般规范。他的装束包括发型是独特的，他的话语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他和丫头们好，小厮们见到他没礼貌，他无所谓，他的弟弟贾环设毒计要烫瞎他的眼睛，他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以后如何与兄弟分割家产一类的问题。他自我身份的认定超越种族、主奴、贫富、贵贱的框架，他的此类表现传扬到贾府以外：“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可见贾宝玉的自我身份认定升华到了“自然之子”的高度，他是独一份的生命存在，不受世俗身份定位框架的摆布，他要与天地宇宙融为一体。
我阅读、研究《红楼梦》，不仅是要学习曹雪芹写小说的心思技巧，更要学他那化解身份认同焦虑、时空认同焦虑、文化认同焦虑的深邃思想与途径。首先是自我身份定位必须超越俗见，我越来越清楚的认定，我就是我自己，首先要做好我自己。现在这个社会中，难，人的生存是很艰难的，最艰难的还不是在于挣钱难、出名难，获得真爱和真朋友难，最难的是真正做成你自己，这是很难的。人们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一直戴着假面生存。谁的生存是容易的啊？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心里难过》，清夜扪心，独自难过。但不管如何艰难，如何难过，我立誓一定要成为有尊严的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