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有三，一是八达岭长城，一是天安门，一是天坛祈年殿。长城实际上是整个中华古文明的象征，天安门的政治意义巨大，而天坛祈年殿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美的集中体现。20世纪70年代初在打开中美交往之门过程中有着特殊贡献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回忆到，他那时头一回到天坛参观，当祈年殿映入他的眼帘时，他简直惊呆了，以至很久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种美感对他心灵的冲击。这其实也是无数西方人首见祈年殿时的共同感受。我们自己则可能是不管有否直面祈年殿的机会，因为从小就会接触到这个建筑的图像，所以反倒“久在芝兰之室，不闻其香”了。
祈年殿实在是至美的建筑，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也是整个人类傲对宇宙的顶尖级文明瑰宝之一。
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像北京天坛祈年殿这类的建筑，特别是由这种建筑所组成的建筑群，随着岁月的推移，不可避免要进行维修整建，那应当以“幡然复旧”为其原则，万不可任意将其增删改动。
对于上面这个观点，我基本上是赞同的。不过我以为倘过分地强调这一点，以至于弄得在保护、修复古典建筑时一味地战战兢兢，使当代建筑师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不是受到合理的限制，而是成为一种古板苛酷的束缚，那就会弄成胶柱鼓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良性推进。
我们都知道，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天安门广场都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后来拆除了东西两侧与南面相当不小的单层门座与围墙，才使它的面积大大地得以展拓，直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广场。这样的改动与变化，应当说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并且在美学上也具有了新的内涵。
祈年殿呢？许多人大概并不清楚，现在我们所激赏的这座祈年殿，其实已并非多么古老的建筑，严格计算起来，它到今年只不过才一百年的“殿龄”。
整个北京天坛的“坛龄”，那是有五百七十六年了。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最早称天地坛，最早祈年殿叫大祀殿，那时既然祭天与祭地尚未分开，根据“天圆地方”的古训，该建筑想必是上圆下方的；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改建为大享殿，是座镏金宝顶三层檐攒尖顶的建筑，其形态与现在人们所见差别甚明；据记载当时其三层檐瓦是上层为蓝色，中层为黄色，下层为绿色。这建筑直到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年）时才改称祈年殿，并于次年将三层檐瓦一律统改为蓝色。1889年，即光绪十五年，此殿遭雷击焚毁，次年再一次改建，历时七年方竣工，这才是世人现在所见到并发出一致赞叹的祈年殿。我们所特别要感谢的，应是那最负责设计这座殿堂的工程师，他在复建这座殿堂时既“尊古”，而又并不“泥古”，使我们百年来得以有这美轮美奂的眼福与心灵悸动。
天坛祈年殿所创造出的视觉奇迹，给予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在营造城市景观时，不仅建造新的建筑有可能给城市增添活力，在修复、利用古迹时，也一样有可能使当代建筑设计师以他们充满创造性的想象与整合的魄力，来给传统建筑锦上添花。
前些年法国巴黎在扩建罗浮宫地下展室时，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像这种已然以其固有形象载入了史册的建筑群，还允不允许在其中发挥建筑设计师的奇思妙想？当美国建筑艺术大师贝聿铭拿出了他那在罗浮宫中心庭院里，凸现出一个全然属于现代派手法的“金字塔玻璃顶”的设计方案时，有些人几乎气晕倒地，认为那绝对是“佛头着粪”“天理不容”；然而当那备受诟病的“金字塔”终于建成之后，越来越多的世人都觉得那东西不但并未破坏罗浮宫的总体美感，反而给那古老的建筑群注入了一股勃勃生气，就连原来反对最烈的那部分人里头，也很有些人转变了看法。
当然，修整传统古典建筑，特别是已成为人类文明经典的那些代表作，“恢复原貌”应是第一原则，在增删、调整、发挥上一定要慎之再慎。不过，倘有设计高手真的拿出了类似重建祈年殿时改为现形态的方案，尤其是做出了将三层檐瓦统一为蓝色的决策，我们便*于站出来支持！我们无妨“退回去”想象一下，天坛祈年殿的檐瓦倘若至今仍是上蓝中黄下绿，我们还会不会觉得它是那样地完美无憾？
上海虽然大体上是一个新兴的城市，但历经百年后有些建筑也渐入古迹行列，包括整个外滩建筑群。我以为近年来外滩建筑群的修整，特别是堤岸的展拓，包括原外滩公园的彻底改造，都是既尊重历史原貌，又体现出因时代发展而制宜的变通精神，总体而言是成功的。不过随着浦东建筑群的崛起，浦西固有的天际轮廓线所形成的传统美感正遭受到严重的挑战，二者如何在互动中整合为一种新的上海之美，看来已构成了一个很大的课题。解决好这个课题，北京天坛祈年殿的启示，也还是意味深长的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