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午（中午11时——1时）
15.北京人这样结婚。
新娘子到了，亲友们也差不多到齐了，于是新房中的那张折叠桌便被抬至了中央，并且张开了翅膀（从方变圆），准备着承载第一次光荣的负荷。
当然，光是新房这样一个空间，一张圆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薛永全老两口的住房，自然也辟为了接待室，并且把那张陈旧的八仙桌，也同时抬到了房间中央。
这并不意味着，薛家这次的婚宴仅仅是两桌的水平——因为这只是第一轮，所请的，大都是至亲好友，或不可缺少的人物；下午两三点至六七点，还将有更多的亲友来贺，其中除执意不吃者外，两边大约总得再各摆两桌，算上当中入席、加菜的人数和盘数，总计要达八桌左右。
参加第一轮婚宴的宾客，在新娘子到来前后已陆续光临。他们当中有：新娘子的“送亲姑妈”七姑；薛纪跃已故大爷的大儿子薛纪奎（即薛纪徽和薛纪跃的亲堂兄）；薛纪跃的大姑妈，大姑妈的二闺女和女婿（即薛纪跃的表姐和表姐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薛纪跃二姑妈的大儿子（即薛纪跃的表哥，二姑一家现在只有他在北京工作）；薛纪跃他们售货组的组长佟师傅（一位四十多岁的瘦弱男子，薛永全认为他对促成这门亲事发挥了作用，特意请来参加吃头轮婚宴）；介绍人吴淑英（潘秀娅的大嫂，她这天并不休息，上午送完货，把“小蹦蹦”暂停在薛家院门口，中午吃完婚宴，下午她还要继续上班）；薛大娘原单位的王经理（一位五十多岁的胖汉子，因薛大娘娘家无人，特请他来代表薛大娘方面的亲友捧场助兴）；薛永全当年的结拜兄弟殷大爷（他比薛永全大五岁，但看上去还相当硬朗），他还带来个十来岁的孙子；当然，还有头一个莅临婚宴现场的那位卢宝桑。
薛大娘只觉得眼睛、耳朵、嘴巴、腿脚都不够使唤。招呼着这个，又迎接着那个；心里纳闷着大儿子薛纪徽为何还不到来，嘴里却大声呼唤着不肯来就席的对门“詹姨”；刚对王经理的到场满脸堆笑，一瞥之中见到了卢宝桑又禁不住笑纹顿消……
她真想清点一下究竟到了多少宾客，却怎么也算不准数儿，心里头真是又甜又涩、又喜又急。张罗中劈面遇到了孟昭英，遂发泄地说：“你看看，你看看，就耍我一个人哩，你们倒挺自在——都一边待着看热闹！”孟昭英知道她这话三分埋怨的老伴，七分埋怨的媳妇，其实全是冤枉。公公何尝不在那里竭诚待客，自己更是手脚不停地忙碌，但在这么个场合也不好同她争辩，便淡然一笑，继续去尽自己为嫂的义务。
七姑以一双锐利的眼睛，衡量着眼前的一切。来宾中有富态的领导干部（王经理），有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薛纪跃的表姐夫），有相貌温厚的老实人（薛纪跃的堂兄），这她比较满意，但那“愣头青”[28]（卢宝桑）是怎么回事儿？那糟老头（殷大爷）又是哪门子亲戚……她心中不免为侄女抱屈——头轮喜酒，怎么就来了这号人物？新房中摆桌子时，她执意要“全桌全椅”，就是不能让桌子一边挨着床铺、以床当座儿，结果孟昭英不得不再临时去向邻居们借凳子。关于是铺着桌布摆席好，还是撤下桌布摆席好，她本来并无定见，但当薛大娘说了声：“撤下那桌布吧，那塑料玩意儿怕烫！”她便立时假笑着，扬声纠正说：“不能撤！瞧那桌布上的大朵红花多喜幸，铺着摆席吧！”她这天原是扮演站在女家立场“挑眼”的角色，这是北京市民婚嫁风俗中照例不可少的一个重要角色。她想到潘秀娅嫁了以后，她那个家族已无女可嫁，因此对正在扮演的这个角色格外珍视，就如一位向观众进行告别演出的著名演员，她既有驾轻驭熟之感，也有“美人迟暮”之慨。“哟——”她又发现了男家一项本不应有的疏忽，立即向薛永全提了出来，“这俩果盘倒挺是样儿的，可那果子能这么摆吗？”薛永全一听就明白她的意思，立即调整五斗橱上的两个果盘——原来每个盘里都各有梨和苹果，无意之中竟隐含着“离分”（梨分）的凶兆；调整为一盘梨一盘苹果以后，似乎便合情合理了。七姑心里也暗暗计算着究竟到了多少人，可人们处于流动状态，她也总得不出个准数儿来。
倒是帮着弄菜的路喜纯，冷眼旁观中统计出了第一轮两桌婚宴的总人数，计：主方6人（应为7人，不过薛纪徽仍未到来），客方13人；总共19人中，成人15人，儿童4人。
薛纪跃在这乱哄哄的场面中，只觉得眼花缭乱，头脑发胀，活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在了水塘里，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他尽量透过一片聒噪的人声去捕捉录音机中传出的歌声，仿佛那是一根稻草，抓住它多少是个慰藉；但听来听去，不知为什么只有一句“幸福不是毛毛雨”黏在了心上，怎么也摆脱不开……幸福不是毛毛雨，那是什么呢？是瓢泼大雨？他倒宁愿是毛毛雨……唉，这时候要能一个人跑到什刹海去，静静地往湖边的栅栏上一靠，该有多好哇！
潘秀娅却怡然自得。她的利益，自有七姑予以保障。这就好比一个向保险公司缴纳了款项的人，自然不会惧怕火灾。面对着眼前人影交错、欢声喧腾的局面，她仿佛是一只飞入花丛的蝴蝶，她将在不动脑筋的情况下尽情享受这良辰美景……特别是她想到了那只即将戴到腕上的瑞士雷达镀金小坤表，便不仅对丈夫，而且对公公、婆婆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因此对丈夫此刻的局促，公公一时的疏忽，婆婆的过分忙乱，也就都一概予以宽容。
诸位来客的心情各异。有诚心诚意来贺喜，并将全始全终地待上一天的，如薛纪跃的大姑妈；有本身并无感情可言，但主人盛情难却，所以也就抱“不吃白不吃”宗旨而来的，如王经理；有虽来真情祝贺，但患有胃溃疡症，对宴席望而生畏的，如佟师傅；有主要是冲着长辈而来，对薛纪跃其实非常隔膜的，如殷大爷；有一到场便感到腻烦，恨不能道完喜、撂下礼物就告辞，却又碍于情面，不得不坐下与宴的，如那位戴眼镜的表姐夫——他是薛氏姻亲中唯一的一位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现在某设计院的助理工程师；当然，也有完全是为了足撮一顿、摆好了架势要大吃大喝到底的卢宝桑……
冷盘摆上来了。新房中的一桌，当中是有红字的大拼盘，然后是四个中冷盘、四个小冷盘；薛永全老两口屋里的一桌则只有四个中冷盘。七姑对新房中的冷盘目验了一番，觉得大拼盘确实既喜幸，又漂亮，量也足；四个中冷盘是一盘肠子（买的现成货，有蒜肠、茶肠、蛋清肠，切得均匀，摆得也讲究），一盘拌粉丝（看得出里头拌有黄瓜丝和火腿丝），一盘煎花生米（颗粒大，显见原是留种用的，煎得火候恰到好处），一盘卸好的德州脱骨扒鸡（买的现成货，但看来鸡个头不小，颜色也正）；小冷盘是炸带鱼、炸素虾、松花蛋和黄瓜西红柿。七姑大体上是满意的，只是指出黄瓜西红柿量少了点，不过想到时令所在，这两样蔬菜的价格已远远超过肉类，便也不多挑剔。
经过一番骚乱，其中包括固请、谦让、挪移、调整……两屋的座次终于排定。
新房中的一桌，除新郎新娘面南而坐外，靠着新郎的是薛永全，靠着新娘的是七姑，其次是：王经理、佟师傅、吴淑英、表姐夫、殷大爷、薛宝奎、薛大娘（座位虚设，因她还得到苫棚中张罗）和本来不应在座而偏在座的卢宝桑。隔壁房中的那桌，由大姑主持，而孟昭英虚设座位，奔走于苫棚和两屋之间。
酒瓶子盖陆续被打开。有白、红、啤三样都喝的，有只喝两样的，有只喝啤酒的，有申明什么酒都不能沾唇的……但最后每人跟前还是至少都有两个斟满不同酒的酒杯。啤酒是卢宝桑从什刹海银锭桥畔的“烤肉季”弄来的，尽管只有五瓶，但他能马到擒来，确也很不简单——他一边给大家往玻璃杯里倒着啤酒，一边夸耀着自己刚才的“战功”，内心里洋溢着一种该他敞开肠胃吃喝的自豪感。
北京市民的家宴式婚礼，在新中国成立前，不消说有着极其繁琐的仪式：女方一下轿，便要立即拜堂，早先都是先对着“天地码儿”（神像）拜，后来有的改为先对着大红字拜；此外还有拜高堂、拜姑嫜、夫妻对拜等无数的拜（所谓拜，严格来说，是要跪下磕头的）；此后是入洞房、揭盖头、坐床、更衣……还要“吃饺子”（这是一种仪式，司仪喂一个饺子，问：“生不生？”要答：“生。”），吃“长寿面”（一小碗，但面条极长，有只以一根煮成的）……待所有仪式过完，新郎新娘大都已经筋疲力尽，但真正的婚宴，到那时方才开始——新郎新娘少不得还要打起精神，应酬与宴的亲友。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民的婚礼受到才入城干部们的影响，轿子、盖头、“天地码儿”之类的讲究不消说迅速消亡了，但婚宴上的仪式也并不简单，大体上分以下几个环节：一、鞠躬：对领袖像三鞠躬、对家长三鞠躬、对主婚人三鞠躬、对来宾三鞠躬、相互三鞠躬，最后司仪者还要得意地说：“给我三鞠躬！”这样一来，共计总要鞠十八个以上的躬；二、主婚人（一般是单位领导）致贺词；三、家长讲话；四、来宾致贺；五、请新郎新娘“坦白”恋爱经过；六、闹堂。其中第五项，曾很使一些新郎新娘难堪，但对比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婚仪，最具革命性、新颖感、人情味的，恰是这个环节。新郎新娘闯过了这一环节，那么，下边的闹堂——如让他们共咬一块糖果啦，共争一只苹果啦（由一未婚小青年站在椅子上，用细线拴一只苹果，不断引逗，新郎新娘应欠脚、跳跃争夺苹果），等等，就都不至于怯场了。这一格局大体上维系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采取“静悄悄”的方式结婚，就是除了父母、兄弟姊妹等最直系的亲属，旁系亲属和朋友一概都不惊动，关起门来吃一餐后，也不过分头向有关的人散一点糖果而已，所以人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惊叹：“怎么，他们已经结婚了么？”“你都办完事了？怎么事前连个招呼也不打？”当然，也有举行正式婚礼的，则一般包括下列几项仪式：一、对领袖像挥动“小红书”，“敬祝万寿无疆！”凡三次；1971年以前，则还要依样“敬祝永远健康！”三次；二、请“革委会”（或“工宣队”“军宣队”）领导讲话（一般都鼓励新婚夫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三、由“革委会”（或“工宣队”“军宣队”）赠送礼品——一般都是用红丝带扎结的“红宝书”，这可能已是新婚夫妇所得到的第四套、第五套；四、新婚夫妇表态（一般本着“三忠于”“四无限”的精神，表示要“千万不忘……”“活学活用……”）；五、余兴，或背诵“老三篇”，或演唱“革命样板戏”。这种婚礼当然是不设宴席的，一般只有糖果、茶水，更有只以“一杯清茶”而体现其“破四旧，立四新”的彻底性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北京市民的结婚方式趋向多样化，或旅行结婚，或集体婚礼，或餐馆包席，或家中摆宴，或登记后不搞任何活动，或先参加集体婚礼再家中摆宴而后外出旅行……但有一个动向是值得注意的，便是无论取何种方式办喜事，都大大精简或干脆免去了具体的仪式，便是集体婚礼，有的也并不搞太多的鞠躬行礼，像这天薛纪跃在家中办喜事，就连七姑也不要求新郎新娘鞠躬行礼，只要开始喝酒后，小两口懂得按次序一一敬酒，大家便都心满意足。
正当薛纪跃在父亲的指示下，站起来给七姑斟酒时，詹丽颖忽然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刚才薛大娘一再邀她来同席共饮，她笑着摆手谢绝，现在却又忽然兴之所至，不请自来；她端来了一盘四川泡菜，乐呵呵地往桌上一放，宣布说：“今天你们油水大，给你们端盘这个来，去去油、爽爽口！我自己泡的，比绒线胡同四川饭店的强，不信你们都试试！”
七姑不免吃惊——这个“孙二娘”，迎亲当中就给添了不少乱，现在又来搅和！
泡菜也能往喜宴上端吗？而且原来桌上的冷盘恰恰是九份，九九归一，是个吉利的数儿，你这么胡乱端来一盘，破了“九”，岂不坏事？
薛永全和薛大娘忙招呼詹丽颖坐下，薛大娘更站起身来，把她往自己的座位上按，詹丽颖却并不入座，只是笑得两眼眯成缝儿，命令薛纪跃和潘秀娅说：“快快快，新人双双敬我詹姨一杯，你们以后过日子，用得着我詹姨的时候多哩！”
薛纪跃没来得及给七姑把酒斟满，便遇上这么个局面，他不由斜举着酒瓶发愣；薛大娘赶紧把自己的酒杯递往薛纪跃那边，潘秀娅乖巧地接了过去，放在薛纪跃手中的瓶口边，薛纪跃这才明白，立刻往里斟酒，结果没控制好，酒溢了出来，詹丽颖哈哈大笑：“满出来好！满出来好！”潘秀娅把酒杯敬上去，她接过来，仰脖而尽，放下酒杯，抹抹嘴唇，说了声：“祝你们白头到老！我也有客，不奉陪了！”便像来时一样，风风火火而去。
七姑心里很不痛快。她想这节骨眼上，非给薛家指明礼数不可——直接责怪他们亲热“詹姨”不利，她放眼一望，恰有一个老大的题目好做文章，于是便嗽嗽嗓子，故作惊疑地扬声说：“哟——秀娅连对门的邻居都敬过了，怎么还不给大伯子敬上一杯呀？”薛永全老两口一听这话，脸就红了——大儿子薛纪徽也真是现眼，亲兄弟办喜事，怎么这时候还不见影儿呢？
潘秀娅一时没明白七姑的意思，便站起来给薛纪奎斟酒点烟，薛纪奎连连谦让着。七姑鼻子里哼了几声，见孟昭英正好端来热菜，便爽性直截了当地问她：“我说大嫂子呀，难为你忙前忙后的——你们那口子哪儿去啦？也不来帮上一手。”孟昭英只好苦笑：“他帮我？什么时候钟鼓楼又敲起钟打起鼓来，许差不离！”
但因为第一轮的四盘热菜端上了桌，大家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了菜盘上，七姑发动的攻势便未能取得更强烈的效果。
路喜纯为他们提供的第一轮热菜是：炒木樨肉，茄汁肉片，葱爆羊肉，海米菜花。彼时卢宝桑已经独喝了两瓶啤酒、两杯白酒，早已觉得冷盘下酒不够滋味，所以四盘热菜刚放定，他便一筷子戳进首先相中的茄汁肉片，因用力过猛，竟把那油腻的番茄汁弄得溅起老远，有一滴不偏不倚，恰落在表姐夫的袖口上。那表姐夫在席上本已烦腻不堪，面前的小盘中堆满了主人夹送的食物，他吃得很少，酒更是一滴不沾，只想着何时才能退席，求得在另一屋中与宴的爱人谅解，早点归家；他偏又是个极讲究穿戴的人，这天穿的一件“麦尔登”呢料上装，是才从服装店取出不久的新衣，他落座后主人几次劝他脱下这外套，但他考虑到里面穿的是件282全毛高级粗线织就的素白毛衣，更不经脏，所以屡次申明“不热，不热”，没有脱；他吃菜时拈夹、运送和咀嚼都十分小心，除了维持一定的风度外，保证不弄脏外套也是原因之一；没想到旁边的卢宝桑一筷子插进菜中，偏把带油的番茄汁溅到了他衣袖之上——他不免“啊呀！”一声，满桌的人不由得都把眼光集中到了他那儿。七姑首先响亮地表示同情：“哟——这是怎么说的，好好的上等毛料，怪可惜了[29]的！”表姐夫想发作，究竟碍于情面，一时没有发作出来，只是抻着弄污的衣袖，皱眉发愣。这时候卢宝桑千不该万不该地掏出了他自己那块又皱又脏的手绢，猛地伸到表姐夫的衣袖前，“迅雷不及掩耳”地把那污渍一擦，并且嬉皮笑脸地说：“对不起您啦！您宰相肚皮里能撑船，甭跟我一般见识！”七姑当即尖叫了起来：“哟——这不把那油全渍进去了吗？更难洗净啦！”表姐夫满脸紫胀，不由得瞪了卢宝桑一眼，但究竟不好为这件事当众发怒，少不得强忍一时，转过脸对主人说：“算了吧，算了吧……”薛纪跃这时忍不住对卢宝桑说：“宝桑你也别太那个了——菜还多着呢，你急个什么呀！”薛永全也微笑说：“宝桑兄弟留着点胃口吧，好菜还在后头哩！”卢宝桑不光两片嘴唇闪着油光，连脸上、额头上也油晃晃的——原来他已经吃得出汗，他满不在乎地又夹了一筷子茄汁肉片，边咀嚼着边说：“你们有多少菜我也吃得下，谁让爹妈给了我一副好下水哩！”说完又扭身缠着王经理，让人家跟他划拳。王经理只觉得他活像马戏团的小丑，不过主客双方都已举杯互敬几巡，似乎也没有再多的话好说，喝闷酒到底无聊，于是便点头应允。别人尚未反应过来，他二人便“三仙寿呀，四喜财呀，六六顺呀，八匹马呀——”大呼大叫地拇战起来。表姐夫觉得场面实难忍受，推说去看看两个孩子，离了席；七姑正待向薛永全甩出新的“闲话”，孟昭英等端来了第二轮热菜：宫保肉丁，清炖狮子头，赛螃蟹，蘑菇油菜（按“蘑菇菜心”的菜谱做的，因没那么多菜心，所以大菜叶也用上不少）。这四样菜的色彩配搭得更加巧妙：酱红、粉白、嫩黄、碧绿。七姑本想再挑点眼儿，一看，一尝，便也不由得打听：“这掌勺儿的是哪个灶上的？”薛大娘忙答：“虽是个年轻的，可跟‘同和居’的红案学过，手艺还过得去——这还都是肉菜，一会儿上鸡、鸭、鱼，您再看看怎么样。”薛永全补充说——也兼道歉：“今儿个没上海味，如今好的淡菜太贵，次的买来又不值当，不如把鸡、鸭、鱼、肉侍弄好了实惠。”七姑倒也通情达理：“山珍海味咱们玩不起，能把鸡、鸭、鱼、肉侍弄好就不赖。”
潘秀娅趁满桌的人都没往他们这儿看，贴拢薛纪跃耳边，小声问：“表呢？”
薛纪跃朝五斗橱瞅了一眼，屋子毕竟小，生上火炉，摆下宴席就更显拥挤。
卢宝桑坐的那把椅子，几乎就紧挨着五斗橱，于是他便也向潘秀娅耳语：“你急什么？能飞了吗？”说时孟昭英恰好进来，他便朝这位嫂子努了一下嘴，潘秀娅会意，便低下头去吃菜。
薛大娘忙活了半天，终于坐下来正经吃上了菜，她正好瞧见了小两口耳语的情景，心中不禁开出了朵花儿。对她来说，一生的艰辛，仅这一瞥中所见，便已报答了许多。
16.一位不爱搭理人的技术情报站站长。
中国的社会习俗，起码直到1982年年底，还并不把未经预约地到家里拜访，视为缺乏礼貌。拜访者既往往不以为失当，被拜访者也常常不以为奇怪。当然，这是仅就社会心理的平均状态而言。细加考察，则似乎又与文化水平的高低有关。
在农村，农民之间互相串门，是连敲门一类的程序都无须有的，拿脚就可以往门里迈，进屋不用让，不但可以就座，还可上炕。在工人之间，倘是近邻，敲门一类的讲究也可以免去，但一声呼唤却不可少，倘是远造，则势必敲门，但可以敲得“梆梆梆”山响，不必那么文质彬彬地轻叩。一到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敲门这一环节便不能含糊了，敲得急了、重了，主人会感到不快，敲得小了、轻了，里面没有反应时，下一步如何敲，客人不由得要加以节制——一般是由轻渐重、由短而渐长（1983年后，门铃开始渐次出现，到1984年，电子音乐门铃渐趋流行，不过按门铃的心情，与敲门无异）。主方听见了敲门声或门铃声，开门前往往还要问：“谁呀？”“哪一位呀？”（1982年以前，门镜——即可由里望外而不能由外望里的“窥视镜”——尚未普及，装上的，多为外国货——或自己有出国机会时，从海外带回，或托亲友从海外购来；1983年初始有从日本进口的门镜，约10元一只；有了门镜后，问话自然可以取消。）开门时，也往往先开一缝，看清楚了，才让进来，倘来客是找这家的另一个人，而另一人并不在，则往往申明完“出去了”或“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便将门关闭——偶或也客气一句：“不进来坐坐吗？”但客人一看那眼神、表情便都知趣，必答曰：“不啦，不啦。”
随着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楼的大量涌现，表面上看，人们的居住空间挨得紧密了，但人们的自然联系也随之淡化，邻居之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客人来造访时，那一扇紧闭的单元门，便缺乏杂居的四合院院门的那种随和感，而显得冰冷无情。
且说正当薛家婚宴达到觥筹交错的*时，他们那个院的院门前，来了个中年男子。他眼看就要往门里迈步了，却又抽回了脚去，接着，他便在院门外徘徊起来。看见有人骑车过来了，他生怕别人看出他的窘态，遂装作不过是偶然路过那里的样子，徐徐朝胡同另一边走去，但走了一段，却又折了回来……
此人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但衣衫整洁，戴一顶蓝呢鸭舌帽，一望而知，是个知识分子。
他叫庞其杉，是院里张奇林所领导的那个局所属技术情报站的新任站长。为了确定庞其杉是否适宜担任这个职务，前些时张奇林他们局党组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论。
庞其杉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今年42岁。他一毕业就分配到这个系统从事技术情报工作。他专业外语水平颇高，工作也一贯认真负责，又正当精力最充沛的壮年期，提拔他为技术情报站站长，本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但他这人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单位里有一种普遍的反映，说他不爱搭理人。比如，人家在楼道里、甬路上跟他“狭路相逢”，他老远就把眼皮顺下去，及至临近了，不管人家跟他打没打招呼，他竟含含糊糊地低着头跟人家错肩而去；又比如，局里召开某种会议，他去得略早，坐在了那里，别人后去了，坐在他旁边，会议还没开始，按说可以随便聊聊，他却绝不主动同人搭话，别人和他谈话，他只是有问必答而已，显得非常冷淡。因此，他在单位里毫无人望可言，甚至传达室的工友也讨厌他——他在取信时总是默默而进，取完信又默默而出，难得露出一点笑容。因为他不爱搭理人，有人判定他狂妄自大，有人认为他清高过头，总之是思想意识方面存在问题。他早在1963年就向党支部递交过入党申请书，自然党支部从未考虑过发展他的问题。没想到到了1982年，新调整好的局领导班子作出的首批决定之一，便是提拔庞其杉为情报站站长。情报站一共11个人，只有3个党员——一位是体弱多病的秦大姐，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只懂俄语；另外两位都还不到30岁，一个是当“工农兵学员”时入的党，一个是参军时入的党，他们的外语水平都比较差，老实说，干这个技术情报工作原比较勉强——总不能单因为他们是党员，就提拔他们当站长吧？由于情报站党员一贯少，所以向来是同其他科室的党员合组一个支部，新的局党委酝酿技术情报站新站长人选时，支部里争论也很激烈，有的支委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庞其杉当站长，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久也得把他发展进来呢？他够条件吗？”秦大姐倒总为他辩护：“庞其杉多年来一直还是有入党要求的，过去我们帮助他不够，今后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嘛——就算他还不够入党的条件，他担任情报站站长还是合适的。我50出头了，身体又不好，又只懂得俄文，局限性比较大。庞其杉不仅英文很好，法文、德文方面的资料也能处理，他这些年看的原版书很多，对我们这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向有鸟瞰能力。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把他推到站长的岗位上去。”当局党组听到不少尖锐的反对意见，张奇林也犹豫不决时，他找秦大姐长谈了一次。两人冷静地分析庞其杉的问题，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秦大姐沉吟地说：“情报站的人员调进调出，流动性大，自组建后一直没挪动的，仔细想来也就是我和庞其杉两人。据我多年的观察，庞其杉的这种性格，的确有他那知识分子家庭给他打下的烙印——反正我凭知识吃饭，用不着为什么人折腰，所以清高、孤傲；此外，也有他个人生活道路上一些遭遇的因素，比如，我恍惚听说他在大学时有过一次失恋，痛苦得险些自杀。这些人生的变故可能也促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冷化。可是，有一个情况我必须向您指出：庞其杉一旦同你相熟了，他也会变得非常活泼健谈，而且使你出乎意料地感到他非常坦率、非常热心……打个比方说，他好比是一块硬糖，扔到一个水杯里以后，他不会马上溶化，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向最靠近他的一些地方，飘散出他的甜味……这个比方不那么准确，但很能说明问题：他的可溶性未必很小，但他的溶解过程却只能是缓慢的、渐进的。除了这种理智的分析，我有时对他的性格还有一种朴素的感性的认识——那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他之所以不爱搭理人，特别是不爱搭理刚刚调进我们情报站的人，不爱搭理外科室的人，不爱搭理不相熟的人，只不过是他感到特别不好意思罢了……从心理学角度上看，是不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未必有多么深刻的道德品质上的原因，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无法排遣的羞涩，从而不能同周围的人融洽相处？”张奇林后来把秦大姐这番话介绍给了党组的其他同志，反应是摇头、哂笑和漠然。弄得张奇林也疑惑起来：能像秦大姐那么去分析一个干部吗？……
张奇林的女儿张秀藻，有时会在全家看电视剧时，忽然问张奇林：“爸爸，在你们党委里头，你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因为在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电视剧里，几乎照例总有那么两三种类型化的干部——除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往往还少不了“糊涂派”（或叫“和稀泥派”）。张奇林遇到这类问题，往往总是微微一笑，所答非所问地说：“没那么简单啊。”是的，生活本身并不像某些电视剧表现得那么简单。不过张奇林并不想批评任何一部电视剧，他也几乎从未完整地看过一部电视剧。他倒想看，但他没有那个时间——即使回到了家中，难得暂时地坐到电视机前，也难免不是电话便是人来，把他又引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
关于庞其杉是否适宜提拔为技术情报站站长的争论，新党委的成员们恰恰是出于改革心切，才决定加倍重视技术情报站的工作，才为站长人选的问题展开了那么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直到10月份才宣告结束，庞其杉的任命终于被确定下来。
任命宣布以后，出现了微妙的情况：情报站内部的反映——无论持赞同还是持保留态度——倒都并不强烈，而局里的其他部门，又尤其是一些党员同志，却普遍认为这是局里的新领导班子择人不善，他们甚至在机关食堂里吃饭时也议论这件事说：“看吧，情报站这下非乱套不行！”可是一个来月过去了，情报站却不但没有出现混乱，反而比以往更能发挥作用。在一次全局大会上，由情报站向大家介绍国外科技发展最新趋向，庞其杉作为一个“穿针引线”的主持者，先致开场白，又在每一位情报站同志介绍情况前后作引入性与过渡性的发言，最后再作总结发言，使一些颇为深奥、新奇的信息，舒舒服服、清清楚楚地输入到大家的脑中。散场后，一些原来对庞其杉持有不良印象的人，开始发出这样的感叹：“原来他也不是总那么死眉瞪眼……”
可庞其杉在走廊上遇见了人，仍旧不能主动打招呼。就在前几天，在走廊上远远看见了张奇林，张奇林刚想主动招呼他，他呢，却突然拐进厕所里去了——显然，他不但改不了不爱搭理人的毛病，而且，也依然害怕别人仅仅出于礼貌来搭理他。
现在，他出现在了张奇林所住的院子门外。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古怪。他已这么大个人了，为什么还不能战胜那连他自己也憎恶的、莫名其妙的羞涩感？正是为了跟自己这种根深蒂固的羞涩感搏斗，这天早上他才故意从家里骑车到机关去，故意钻进传达室里去取信，并且满心满意想用一个微笑、一句随和的话，使传达室的祁大爷多少改变一点对他的固有印象。但祁大爷受够了他的冷淡，怎知他今天内心里的省悟？见他进去了，连眼皮也不？他一下，管自去干别的，他只好仍旧默默地把自己的信取走，又默默地出得屋去……在他上楼去情报站时（他也确实需要到情报站取一本外文小册子），在楼梯上迎面遇上了行政处处长老傅。
老傅主动同他打了个招呼，他先是习惯性地把眼光一挪，随即，他痛恨自己的劣根性难移，又拼足力气将眼光运回到老傅身上，老傅这时已同他错肩，内心里已经浮起了“这个庞其杉呀，真是没治……”的想法，庞其杉却终于从口中呐出了“老傅！”的招呼，并且更直望着老傅的脸说：“您、您星期天还来、来……”老傅倒被庞其杉的这种“反常”状态弄得吃了一惊，略一定神，遂对他说：“我有事呀！今天张局长不是出国吗？我要送他去机场。原来今天一早就出发的，现在改成下午两点到他家去接他了。我再落实一下小车和司机的事。你怎么也来啦？”庞其杉心头这才松弛一点，涨红了脸说：“我、我来取本书。”要不是老傅知道他性格古怪，见了他那表情，非以为是遇上了贼不可。庞其杉为了进一步同自己的羞涩搏斗，便有意又同老傅攀谈了几句。他才知道张奇林这回要去一个月左右，第一站先到西德，然后到法国，再到美国，最后经香港回到北京。
庞其杉从办公室里取出了那本小册子，慢慢往楼下走的时候，心中忽然跳出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应当赶快去找一趟张奇林——趁他还没有前往机场的时候。他� �己也说不清，那必要性究竟是在于他将提出的一项请求，还是在于他对自己性格弱点进行一次强攻。
庞其杉骑车到了鼓楼附近，把车存在了鼓楼前路西的百货商场门口。他进到商场，一顿瞎转，为的是稳定自己的情绪，鼓足去拜访张奇林的决心。他偶然从商场的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不禁愧疚、自卑得无以复加。他想：如果我是一个女性，或者是一个瘦弱、纤秀型的男子，那么，我的这种羞涩症也许还能让别人理解，并且自己内心也不至于这样痛苦；可是，我却有着这样一个躯壳：粗矮的身材，微凸的肚子，脸上——怎么说呢？按最冷静、最客观的描述，也只能称为“块块横肉饱胀”，是的，一点也不错，尤其眼下的那两块，甚至可以取下来，当作文学家笔下的“横肉”标本，而存入“文学博物馆”一类的地方；谁能理解，谁能相信呢？——这么一个粗笨的躯壳中，竟依附着如此羞赧的一个灵魂！……
他在一阵战栗中离开了那面镜子，只觉得身上阵阵发冷。他想到就在前两天，当他在走廊上远远看到张奇林时，还身不由己地一下子拐进了厕所，可是在厕所里他又劈面遇上了另一位同志，人家已往外走，似乎向他点了点头，他呢，惶惑中照例把头一低，擦身而过，往里而去了……
“这是一种病态。”他对自己下判断说，“这就是病。”可是至少在他们局的合同医院里，并没有治疗他这病症的部门。他曾从外文书刊中查找过有关的资料，用以同自己对比衡量，但那除了增添烦恼，并无什么好处——心理症状这个东西，似乎最难以自疗，而必须求助于真正有水平的心理医师的耐心排解，方能消除。
说来也怪，他这种病态的羞赧心理，一到家中，一迈进门槛之内，便不复发作，同爱人，同孩子，同来访的至亲好友，他有说有笑，甚至还很有几分幽默；但一走出家门，特别是一来到半生不熟的人们中间，总不免“故态复萌”……
当秦大姐先有意透露给他、随即张奇林在机关找他当面说明，他将被任命为技术情报站站长时，他主要是什么心情呢？谁也猜不透——大吃一惊？受宠若惊？无动于衷？惶惑不安？都不是！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的的确确，我最合适。我知道该怎么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该给我这种支配权。我能使我们这个情报站以最快的速度获取世界上有关的最新信息，并且及时地加以分析整理，提供给上面用以决策。我能。”他的确能。当他在站里布置任务、指导年轻同志、检查大家工作、组织资料分析、审阅情报资料清样时，他并不羞涩；然而一离开具体的业务，进入到一般的人与人交往活动中，他便手足无措了。人们对此并不能予以谅解，因此反过来影响着他对站内同志的业务领导，以及同局里其他部门的协调；他感受到了，所以他决心矫正自己性格上的畸态，然而，难。
他出了百货商场，在存车处旁边发了一会儿愣，决定就把自行车存在那里，徒步走到张奇林家去。他是担任站长以后，才知道张奇林家庭住址的。他给张奇林往家里发过一封信，提出关于增加情报站编制的问题，张奇林曾大感惊异——不是他那封信的内容，而是他写信的举动。因为，情报站和张奇林的办公室就在同一座楼中，他完全可以去找张奇林面谈，并且，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家中，张奇林都有电话，他也无妨打个电话，可是他不，他写信。庞其杉就是这么个人，他宁愿写信，而尽量避免面谈，甚至避免打电话——他那大学时期的爱情悲剧，至少从表面现象上看，便是由他这种令人难以理喻的古怪行为造成的。
但是今天庞其杉决定同自己的病态心理搏斗。他知难而进。他终于走到了张奇林家的院门前。那院门旁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这算什么心理反应？仅仅那么一辆并无生命的三轮摩托车，便使他突然又羞涩起来——他想，这里面毕竟有着与自己完全陌生的生活，他能进去而不显得古怪吗？而且，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烹调气息——他下意识地看看手表，啊，已经十一点多，既未经预约，又临近午饭时间，他这样闯到张奇林面前，岂不是太突兀、太失礼吗？
他都要迈进门去了，又退了出来；他在门口、在胡同中，徘徊了一阵。他看见一个健壮的汉子，从那院门里突然走了出来，不知为什么，显得怒气冲冲，步子踏得很重，双腿倒换得很快地从他身边掠了过去。那是院里澹台智珠的丈夫李铠。庞其杉自然不认识他。可是李铠的出现和远去，却使庞其杉一下子松弛了下来。显然，人们到处生活，到处的人们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独特的喜、怒、哀、乐，心理上处于不平衡状态的又何尝是自己一人呢？原不必那样自怨自艾。他这才又鼓起勇气朝院门走去。他这才发现院门两边贴着囍字，而且院门前地下布满鞭炮的纸屑。迈进大门以后，他的心一下子沉静无比——他想：我来找老张原是有重要的事啊，的的确确，那件事是重要的，非常重要。
17.局长接待了不速之客，并接到一封告发信。
“于大夫！有人找你们老张！”
于大夫听见这惊心动魄的一嚷，心里好不自在。
甩着嗓门嚷的是詹丽颖。庞其杉进得院子以后，判定张奇林不会住在外院，走进里院，发现闹嚷嚷的，有一家人正在办喜事，一时也搞不清这里院都有些什么人家，张奇林究竟是居于其中，还是还有第三进院落……他便向恰好在院中穿行的詹丽颖打听，詹丽颖指给他屋门的同时，就那么嚷了起来。
于大夫巴不得快些搬进楼房，原因之一，便是可以避免这种让人“一找一个准儿”的搅扰。她已经叮嘱了张奇林，一定从国外带回电子门铃和窥视镜来，一旦搬进楼房中的新居，他们的第一件事，便是装上那两样必不可少的东西。那时候，自然也不会有詹丽颖式的吆唤传入耳中了。
尽管于大夫隔着门玻璃已经看见了走拢的庞其杉，她还是没有主动把门打开；直到庞其杉停在门前用手指弯敲了敲门玻璃，她才把门拉开，上下打量着这位初访者问：“你找谁？”
庞其杉脸红了，但他背光站着，于大夫并没有发觉，也没有听出他的声音很不自然：“我找张奇林同志……老张……我们张局长……”
于大夫用尽可能和婉的语气说：“真不巧，他马上就要出发，参加一个代表团，到国外去……”
“我知道，我知道。”庞其杉语气变得急促起来，于大夫听了不大高兴，觉得这人未免浮躁。其实庞其杉是在拼命地鼓舞自己——无论如何，这回要坦然自若，要达到目的……他甚而一下子提高了声调：“我知道他下午就飞走。我找他……是有件要紧的事。真的，很要紧……”
于大夫冷笑了。来找老张的人，每一个照例都说自己有要紧的事，她见得多了，其实，有的不过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还有的来谈什么“第三者介入”问题、离婚问题……往往把老张弄得精疲力竭而毫无收益。眼前的这位为何而来？看样子，所谓“很要紧”的事情，无非是职称问题、工资问题、调动问题……于是她淡然地说：“老张一会儿就出发了。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跟别的局领导去说吧。”
于大夫简直就要把门关上了，老张却从屋里走了出来，并一直走到了门前。他从于大夫肩膀上望过去，认出果真是庞其杉后，不禁惊喜交加地说：“啊，是其杉啊！我听声音像你，果然是你！请进请进！”
于大夫这才让开，并且把客人交给张奇林，自己拐进了厨房中。女儿张秀藻正在厨房中下面条，问母亲：“谁呀？”于大夫叹口气说：“谁晓得？你看，有人消息就那么灵通，飞机晚飞半天，也不放过你爸爸，还往我们这儿找。”张秀藻问：“这时候来，留他吃饭吗？”于大夫叹出更重的一口气：“唉，我们两个先吃吧。留不留，看一会儿的形势。”
形势是明朗的——朝着必然留饭的方向稳步发展。
张奇林非常想知道，这个素来不能主动搭理人、宁愿写信也不愿打电话和面谈，并且前几天还在迎面相逢时拐入厕所的知识分子，怎么这时候突然找到了自己家中？对于局里来的人，张奇林一贯总是单刀直入地问：“怎么啦？有什么事吗？”但面对着庞其杉，他却压抑住了直接询问他“你有什么事？”的冲动，只是主动给他泡茶，并且先同他闲扯：“你注意到了吧？我们院子今天格外热闹——有人办喜事。新郎官和新娘子都穿着西装，打扮得很漂亮的……”
庞其杉本等着“你有什么事？”这句问话，没想到落座之后，张奇林仿佛并不以他的突然造访为怪，反把他当作常客似的，扯上了闲篇。庞其杉最不善于应付的，就是这种场面。他在沙发上挺直着脊背，双掌紧贴，插入并紧的双腿之中，望着对面的张奇林，一时竟不知该说句什么才好。
张奇林继续以随随便便的语气同他闲聊，以解除他那不必要的局促：“外面不算冷吧？北京今年怕又有一个暖冬……我这屋安的是所谓‘土暖气’，我爱人、女儿她们张罗着弄的，好像效果还好。你要觉得热，就把短大衣脱掉吧……”
“还好，不热……”庞其杉内心里仿佛有两个“我”。一个“我”指着另一个“我”，嘲笑说：“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难道你是一个小偷，遇上了警察吗？”另一个“我”双手抱肩，仿佛衣衫单薄，不胜寒冷，蜷缩在一处墙角，为自己辩护说：“我确实是无辜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张奇林望着庞其杉，在心里不禁感叹道：理解一个人，该有多么难哪！要有一把什么样的钥匙，才能打开庞其杉那性格之锁呢？说实在的，多半就是由于这位庞其杉的刺激，他才到局图书资料室去借了两本书：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一本介绍国外“行为科学”的；可是直到现在，他还都只翻过一下前言和目录而已——实在是没有时间……啊，对了，张奇林在心里对自己说：“对庞其杉这样的人，还是应该直截了当地同他谈论他的专业，在那个天地里，他的心理状态才会是最明澈、通畅的……”于是，他便主动跟庞其杉说：“你们最近一期《情报资料》上，关于国外S.P.方面研制动向的材料，我感到非常有意思。今天下午我随部里一个团飞法兰克福，我们在西德小作停留，然后经巴黎去美国，到了美国，我一定争取去见识一下你们材料里介绍的那种最新系列……”
果然，一听这话，庞其杉眼睛陡地亮了，他立即接过话茬说：“其实，根据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那本书里的分析，我们这份材料里所介绍的S.P.系列，依然属于人类‘第二次文明浪潮’范畴中的东西——固然，它可能是S.P.在这个范畴中所达到的一个巅峰；但所谓人类文明的‘第三次浪潮’，将改变一切大规模、标准化的系列生产，而导致部分定制或完全定制的‘短期’性生产……”
“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张奇林不由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向你这样的内行请教。最近我刚看了两份部里提供的文摘，一份是美国学者米多斯等人执笔写成的、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一份就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我的直感是，米多斯他们所敲的警钟我们不能充耳不闻，但他们的悲观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托夫勒的论述具有雄辩性，很有吸引力，很值得我们参考，但是，他有些论述未免武断，尤其是谈到第三世界发展的部分……听秦大姐说，这两本书你都读过原文版，你能不能把托夫勒对西方出现的所谓‘小企业爆炸’的评价，先扼要地给我介绍一下？因为我读的那份文摘，这部分恰恰过于简单……”
庞其杉手也从腿缝中抽出来了，背也靠到沙发上了。他无拘无束地侃侃而谈起来：“我很难冷静地介绍他的观点，因为，我认为他对西方‘小企业爆炸’的论述，是再偏颇不过的。首先他的前提就不那么站得住脚——最近我看到一个关于美国企业状况的资料，不错，1950年，美国的新企业才有？93,000个，而1980年却有60万个；不过，这些小企业在爆炸性产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成批倒闭，一般来说，一年内就要倒闭30%，两年内要倒闭50%，五年内倒闭率竟高达80%……所以，我认为西方‘小企业’的生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现象，很难轻率地作出评价……啊，我这样讲不符合您的要求了。好吧，我先来客观地介绍一下托夫勒有关的观点……”
他们就这样，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融洽了。当张秀藻把煮好的面条端上饭桌、于大夫走过去招呼他们吃面时，他们双方竟都已达到所谓“谈笑风生”的精神状态。
可是一旦从那样的交谈领域里退出，并且面临着被邀与主人同桌吃饭这样的处境，庞其杉立刻又变得惶惑无措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笨拙地辞谢着：“不用不用，我不饿、不饿……”
张奇林力劝他吃面，甚而至于去牵他的胳膊，他却死活不吃。但他这时却突然意识到，他之所以来这里的那最重要的目的，竟仍未能落实。是必须落实的时候了！于是他凭借着刚才交谈中形成的、尚未大量消退的心理顺势，大声地对张奇林说：“张局长，我来找您，实在是为了这么件事——我从外文期刊的广告上看到，今年美国新出版了一本比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更轰动的书，我问过了几个图书馆，他们都还没有进这本书。您这回去美国，最好先弄到一本——这本书是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写的，书名的中文含义是《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说到这儿，他便从口袋中取出钢笔和一个小本，俯身在饭桌上，把那著者和书名的英文原文写了出来；写完了，撕下那张纸递给张奇林，便边告辞边往外走。张奇林怎么也留不住他，只好把他送出去，送到院中时，张奇林还不住地说：“你看你，吃了面再走嘛，有什么关系呢？局里常有同志来，赶上什么就随便吃点什？么……”可是庞其杉竟一径走到院门外了，张奇林只好同他握手告别，“我一定想办法弄到奈斯比特的书。欢迎你以后常来。回国后见！”
庞其杉同张奇林握别后，头也不回地快步朝胡同外走去，心里忽然非常轻松，又非常充实……
张奇林转身回屋时，恰好遇上从偏院里出来的荀磊。荀磊一见他就笑了：“真巧！张叔叔，我正要去您家——”张奇林忙说：“去吧去吧，今天秀藻在家，你们年轻人正好一块儿谈谈。”
荀磊却说：“我们家来客了。要不是有客来，我早给您送去了——”说着，递给张奇林一封信。
给张奇林的信件，一般总是寄到机关；给于大夫的一般也总是寄到医院；张秀藻现在也从学校那里收信。所以，这边的邮递员难得给他家送信——因为院里并没有信箱，邮递员来了，循例在门洞里大喊一声：“信——”（或者“报纸——”）于是要么是荀家，要么是澹台家，便出来个人，先接过去，然后义务地送往各家。
张奇林接过那封信，心里不禁有些纳闷，谁来的呢？除了前不久曾收到过一封刚送走的那位庞其杉的来信，他不记得近年来有谁往这个院里给他写过信。
张奇林回到家中，拆开那封信，一边吃肉末挂面，一边看信，只见信上写着：
张局长：
知道您很忙，但不得不打搅您。您局行政处处长傅善读，在分配统建房屋的过程中，用巧妙的“倒空”手段，卡掉了您局中年知识分子的居住面积，为并非您局的所谓“名画家”洛玑山提供了一套住房，此事不知是得您默许，还是他真的把您蒙在了鼓中？不过，有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就是您家的客厅中，现在也挂着洛玑山请您“雅正”的“杰作”——所画山水人物固然很美，但同样的构图，这位洛玑山起码已重复过十次；而该人用他的“名画”行贿所得的住房，据我们所知已有三处之多。恳盼您能以爱党之心，克服藏画之癖——自己洗手洗澡，并明察傅善读的所作所为。我们除向部纪律检查委员会揭露此事外，特再专门写信给您，希望您能以党性自律！出于某种您能够理解的原因，我们在给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列举了具体证据，并署上了真实姓名，而给您的这封信，有关部分却暂付阙如。请相信我们的善意，并请海涵。致敬礼！
两个外单位群众
1982年12月11日
看完一遍，张奇林又看一遍。面条吃不下去了，他不由得朝壁上所挂的那幅画望去——那幅装裱得颇为精致的国画，画的是晚唐诗人于？《山村晓思》的诗意，上面有画家草书的原诗：“开门省禾黍，邻翁水头住。今朝南涧波，昨夜西川雨。牧童披短蓑，腰笛期烟渚。”后面是措辞亲昵的题款：“壬戌晚春为奇林兄却乏走笔玑山抱惭敬请雅正”，并在题款后和右下角“计白当黑”处各钤下一方形阴文章和一葫芦形阳文章。这幅画挂上的半年多来，张奇林确从有意无意的凝视中，收到过“却乏”的效果；不错，这幅画是老傅携来的，当时自己竟未能深想，展看之后，欣然地收下了。洛玑山是在宾馆中认识的，很自然地认识的——张奇林在宾馆中参加一个涉外会议，而洛玑山正应邀为宾馆作画——他俩的住房恰好挨在一起，在餐厅进餐时也常常同桌……当然，张奇林并未主动向他求过画，倒不是有什么顾忌，实在是心里并没产生过那样的想法，自己的客厅里挂不挂画本是无所谓的一件事；但老傅把画送来了，也就收下了，也就挂上了，也就时而看看……没想到这里面竟打着埋伏！
“咦，你怎么啦？怎么不吃面，在那儿发愣呀？”于大夫发现张奇林神色不对头，忙过去问，“都是刚才那个庞什么把你搅的吧？怎么又冒出来一封信？面条味道太淡了吧？要不要我给你加一点味精酱油？……”
“啊，不用。”张奇林赶忙把面条几下吃完，把信折起来，放进衣袋中。他镇静下来，换坐到沙发上，抽上一支烟，仰靠着沙发背，微合着眼皮。
“你干脆到床上靠靠。老傅不是两点钟来接你吗？我一点半叫你好了。”于大夫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反正行李都收拾好了，也就是到时候换换衣服。”
“啊，不用。”张奇林睁开眼睛，振作起来，他和颜悦色地对爱人说，“到了飞机上，有的是时间养神。现在我不如抓紧读一点书。”他站起来，朝里屋走去，走到门边，扭回身来嘱咐说，“我走了以后，你让秀藻把那张画取下来吧，卷起来，暂且搁到柜子里。”
于大夫微微有点吃惊：“为什么？挂在那儿不是很好吗？你怕挂坏了？是听说洛玑山的画儿越来越值钱？可我们又不拿他这幅画儿当存款，挂旧了就挂旧了吧，怕什么？”
张奇林笑笑说：“他这画儿有什么价值！同样的构图，人家说他至少画过十回。你们就取下来吧，我自有道理。”说完，踱进里屋看书去了。
当然，他的心情并不能平静。他打开那本心理学著作，很难读下去。除了内在的原因，外在的环境也使他不能安心读书——院子里，办喜事的薛家那边，传来了一阵更为刺耳的喧哗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