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新派武侠”的产生，提高了武侠的文化品位。虽然如此，在文艺理论界仍然有许多人认定武侠不能登大雅之堂。针对这一问题，梁羽生在许多场合发表过对武侠的看法，形成了自已的一套理论。梁羽生的观十分精辟、深刻，批评了文艺理论界对武侠的偏见，也指出了武侠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可谓我国理论界中的一家之言，很值得我们叁考。了解梁羽生的武侠理论，对我们阅读理解和评论武侠创作是十分有益的。
首先，梁羽生对武侠在文学中的地位及其价值给予明确肯定。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取决於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他的观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认为中国的武侠源远流长，新派武侠更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内容、新的历史见解和成熟的艺术技巧；无视武侠的存在，硬将它排斥在文学殿堂之外，这是很不公平的。对於某些诋毁和否定武侠的观，梁羽生不无激愤地：“这只能表示那个人在容纳文化方面的心胸不广。他其实也不了解什麽叫做武侠；或者他看过的许多武侠是荒诞离奇的，这才造成误解。其实武侠有好有坏，文艺亦是。即使是反映现实的写实亦有好有坏，如果作者功力不够、观察力不敏锐的话，他尽管写的是写实，还是不能反映现实的。”他指出，作为一种流派，武侠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存在”。
关於如何把握武侠的主题，以及如何在武侠中反映时代精神和创造典型人物，梁羽生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武侠必须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真正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却不可以没有侠气。“侠”是正义的行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就是所谓仗义行侠。他又：“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於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参见冯立三《与香港作家一夕谈》)
怎样才能写好武侠？梁羽生也表明了自己的观，他：“写好武侠并不容易，作者只有具备相当的历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等知识，并有相当的艺术手段、古文底子，而且还要懂得中国武术的三招两式，才能期望成功。”梁羽生认为，要写好武侠，撰写者的创作态度应当端正。他在一九七七年应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邀情作演讲时，介绍了自已创作武侠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梁羽生虽然喜爱武侠，竭尽心智地创作武侠，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对武侠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一九八五年，他借《文艺报》一隅表示自已的忧虑：“有的部门作了统计，至少有五十多家报发表我和他人的武侠。不少地方的一些报纸转载我的武侠，有的加以改写，都未经作者同意。据有的把两个回目合并成一个回目，甚至有的不是我写的武侠，却标上我的名字，以蒙骗读者。我认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当在文学园地占主要地位；但最近有些报，从第一版到最後一版全部刊载我或其他作者的武侠，这样的路不是越走越窄了吗？”这表明了梁羽生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