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张学良回到沈阳不久，完成了东北的军政大权的合法转移手续，于六月十九日就任奉天督办；公布张作霖死耗；宣布停止军事、休养生息等政策。六月二十四日，东三省联合通电推举张学良的老把叔张作相为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司令，张学良为奉天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司令。张作相坚持不接新职，旋即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即日宣布就职。从此，张学良代其父亲张作霖成了东北军的最高长官。
然而，张学良又是如何完成联蒋抗日的方针大计的呢？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其中还有蒋介石自身利益的需要。请看如下的历史事实：
随着东北军的撤退，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长驱北上，云集京津一带，似乎都在觊觎华北这块富饶的地盘。蒋介石根据来自北京的情报：“北京的上层社会和外交使团中，对蒋介石其人不熟悉，无感情，故不希望第一集团军开进北京；对冯玉祥有恶感，他在直奉战争中回师北京时，得罪了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这些人害怕他的第二集团军开进北京。比较起来，受欢迎的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遂紧急电令抢先进驻南苑的韩复榘所部原地待命，不允进驻京城，默认阎锡山、白崇禧所部于六月十一日联袂进京，致使蒋介石和冯玉祥的矛盾表面化。
随着皇姑屯的爆炸声的扩散，云集京津一带的各路将领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乘胜追击，直捣奉系军阀的老巢——沈阳。蒋介石除去明晰诸将进取关外的真实动机——扩充地盘而外，他更清楚东北是由张作霖父子等雄踞多年的根据地。如果突然进军东北，势必引起奉、日重新合作，一场新的反对国民政府的大战必然爆发。在长城以外进行战争，是蒋介石所不愿意的，更何况他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早有君子协定呢。因此，他一方面电令前线各部待命，一方面命令何成浚火速进京，为他造就行营公署，以备他北上使用。
这时，蒋介石的心中有一本如意的账簿，那就是采用和平的手段，施以报杀父之仇的钓饵，和张学良进行谈判，促其易帜归顺。这时突然传来了张学良悄然完成权力过渡的消息，惊诧之余，他也不得不暗自赞叹：“少见的英才！”经与诸方人士几次会商，遂决定于六月二十六日命驾北上。但却以去香山碧云寺朝拜国父孙中山之灵相掩饰。
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偕同总司令部参谋长李济深，中央委员吴敬恒、戴传贤、李烈钧、张敬江、张群等文武官员从南京登上西去的军舰，于二十八日抵达汉口。早已接到电谕的李宗仁带领第四集团军留守官员于码头迎驾，稍事休息，于三十日夜晚乘上北去的专列，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随同北上。七月一日专列驶抵郑州，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从开封赶到郑州车站迎接。翌日，冯玉祥亦随同蒋介石、李宗仁等分乘专车北上。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派前敌总指挥徐永昌到保定迎接。七月三日，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等到达北京。早已进驻北京的阎锡山、白崇禧、何成浚，以及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鹿钟麟、北京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河北省主席商震等人均到车站迎接。蒋介石威风凛凛地步出专列，望着站台上那热烈的欢迎场面，倏然生出了一个很不协调的念头：“这笑脸相迎的背后是什么呢？……”
蒋介石动身离开南京之前，曾电示所谓北京行营主任何成浚，要他在碧云寺预备行营，不住城内，还请他代自己公开声明：当此革命尚未成功，总理灵梓尚未安葬，万不可筹备欢迎，以志国难。何成浚深知蒋介石此举的用意：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但何成浚又清楚只有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才能扶摇直上，步步高升。他当即命令行营中的工作人员查勘通往香山碧云寺的道路以及碧云寺的住所。经查勘获知，道路稍加修理即可使用，房舍稍加整刷，亦可居住。何成浚做过这些表面文章以后，遂以蒋介石的安全和办公不便等原因，决定把蒋介石的住所安排在中南海西四所。他一面电告蒋介石，一面向社会公布蒋介石的声明，并借机大肆宣扬说总司令欲住碧云寺，以示对总理无限忠诚与崇敬之心。蒋介石虽然未抵京城，但他的形象却顿时高大起来，尤其和昔日盘踞京城的军阀、政客所为之比，真是大有明君北来之意。
对此，昔日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今天入主京城的阎锡山是很不满意的。
七月六日，天低云暗，一点儿风丝也没有，闷极了！上午八时许，蒋介石偕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李烈钧、吴敬恒、戴传贤、张人杰、张群、蒋作宾、李煜瀛、白崇禧、何成浚、鹿钟麟、商震、徐永昌等三十余人去碧云寺祭孙中山先生灵。沿途岗哨林立，十户九闭，格外森严。几十辆汽车结队而行，浩浩荡荡，好不威风！但这些操有生杀大权的新军阀一言不发，有的神色严峻地注视着前方，有的倚着靠背闭目沉思，似乎都在酝酿着祭奠孙中山先生的情绪。
蒋介石一行于山门前下车，徒步拾级而上。他们无心赏鉴雕工精细、形态威猛的明代石狮，也无心朝拜罗汉堂中的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五百罗汉。他们穿过淙淙有声的水泉院，直奔普明觉妙殿，即孙中山先生的停灵处。蒋介石为显示自己对孙中山先生的忠诚，当仁不让地走到了主祭人的位置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依次走到襄祭的位置；其他随行的文武官员匆忙围站其后，甚是狼狈地进入了所谓祭奠的行列。少顷，司仪踱着方步走到孙中山先生的灵梓前面，威严地巡视了一遍参加祭告典礼的成员的表情，遂拿腔拿调地高声唱喏：
“现在，祭告总理典礼仪式正式开始！全体肃立，向总理英灵行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突然一声“总理啊……”的呼喊，惊断了司仪的唱喏，也惊得恭敬行礼的祭告人员停止了参拜，一齐循声把视线投向了孙中山先生的灵梓前，只见蒋介石扶棺大哭，口中还念念有词：
“总理啊！您仙逝三年有余了，我们这些不肖的学生，仍然没有把您安灵金陵，让您在此遭受孤寂！……”
戴传贤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向来以解释三民主义的权威而傲视他人。今天，他见其好友蒋介石抢在了自己的前面哭表忠心，遂双膝跪在了孙中山先生的灵梓前面，双手不停地捶打着棺木，以高出一个八度的声音顿首号啕！接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烈钧、张群等人也不甘示弱，哭泣不止，顷刻之间，长年寂寥的停厝孙中山先生的灵堂，被不同的哭喊声所淹没。
蒋介石扶棺哭祭孙中山先生的目的达到以后，又宣读了忠诚于孙中山先生未竟事业的祭文：“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心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接着，又带头绕孙中山的灵梓一周，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灵堂，稍事休息，于上午十一时许离开碧云寺回城，从而结束了这场“哭先人，为自己”的闹剧。
北京七月的夜晚是异常闷热的。蒋介石缓步离开卧室，随意地徜徉在中南海的西岸边。他终于驻步休息了，可他的目光却依然死死地盯住对岸那巍峨壮观——而今变得异常冷落的故宫夜影。是啊！数百年来在这儿演出过多少幕兴衰史剧，又有多少王室中的亲兄热弟死于权力之争的刀下？他作为当代的最高主宰者怎能不望而有感呢！随着夜的流逝，他想起了雍正皇帝亲手书写的一副对联：“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何等明确的“人治天下”的注脚，又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这样一条历代统治者恪守的道理：“权力就是生命！”但是，当他想到自己如何才能达到号令天下、唯我独尊的目的时，他不能不想到雍正的父亲康熙皇帝，以及那影响久远的削藩诛异、巩固中央集权的政策。由此，他又审视了自己的所谓“削藩”计划，直到他满意后才踽踽踱回自己的卧室安歇。
七月八日的上午，蒋介石在行营公署召集各路“诸侯”会议。他带头起立，领着大家宣读完总理遗嘱之后，严肃地说明总理生前意在定都南京，而北京不宜保留京城之名，经和有关人士协商，改北京为北平。旋即又提议：为落实先总理安葬金陵的遗愿，应早日移梓南下，一任让总理的遗风培育后人，也砥砺我们奋勇前进。与会者虽然都明晰这项动议的实质，是蒋介石有意抢孙中山这面旗帜，把自己装扮成唯一的合法接班人，但都出于对仙逝伟人的尊崇，一致通过了。
蒋介石在审时度势、猜测对手的企图方面，有着高人一筹的聪明。他清楚各路“诸侯”随同他来北京的真意，并非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祭告先总理在天之灵，而是由谁来接管奉系出关后所遗留下来的地盘。另外，他还十分了解每路“诸侯”的秉性和内心活动。因此，在河北省和京、津两市地盘分配问题尚未揭开之前，首先征求冯玉祥的意见。冯是位少于权谋的人，对这类问题，向来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唯恐别人说他争权争利。他当众表示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以示对蒋的尊重。蒋便趁机说出把河北省、北京、天津二市交给阎锡山的主张。他为了证明这一决定是公允的，进而又说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六省，已不为少；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才不过冀、晋、察、绥四省，并不为多。况且京、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宜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造成第二个济南惨案。他微笑着直言冯玉祥性情刚直，不宜于搞外交，故应交阎锡山办理为宜。
对于如此重大的决定，冯玉祥犹如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只好当众认可；而阎锡山一言未发，遂成了得利的渔翁，一跃变成了合法的华北王。一苦一乐，概源于蒋介石的政治手腕。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了结了分赃之事，旋即又把议题转向削藩裁军、巩固中央方面来。他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郑重提出：北伐战争基本完成，民众亟待休养生息，而完成革命最紧要的问题是厥唯裁兵，按照总理的教导，把国力、民力用于筑路、治水、开垦及采矿等方面。对此，握有重兵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来。
但是，当蒋介石亮出预先拟好的裁兵计划和裁留标准以后，冯玉祥殊感不服，第一个发难。正如当事人所追述的那样，他说：“总司令提出最紧要的问题厥唯裁兵，建设国家，使老百姓早日过好日子，此举势在必行，无可非议，但就目前来说，裁兵原则应裁弱留强，裁无功留有功，全国北伐军既是直属中央统一指挥，裁遣对象，首先应是新收编的那些部队（当时蒋介石收编吴佩孚、孙传芳、直鲁联军张宗昌部共约二十余万），不应先裁北伐有功的部队，更不应裁遣一部，又重新扩充一部。再者，如对编余各种军校毕业军官、军佐给予特殊照顾，那么，对战功劳绩卓著的行伍出身的军官，又如何安排呢？何况，张学良现仍占据东北三省，虽军力暂时受挫，但觊觎关内之心未死，如果略有举动，则直、鲁、豫等省首当其冲，应稍待东北问题得到解决后，从明年开始大量裁兵不迟，目前，各集团军应先行淘汰老弱为宜。”
在会议上，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也不满蒋拟定的裁兵计划和裁留标准，但他不动声色，慢条斯理地说：焕章说得对，东北三省问题尚未解决，社会也尚未安定，裁兵应从长计议，不宜急于大量裁减，可先裁老弱官兵；对编遣官兵也应先有个具体方案，如果没有具体妥善安排办法，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混乱。
“李宗仁态度稳重，不慌不忙地说：裁兵裨利于民，势在必行，但焕章讲得也颇有道理，‘老则安之’，弱老裁退后，皆能安居颐养；‘裁无功留有功’，利于求进鼓舞人心，不失为上策。裁兵应全面考虑，既要看以往的战功，又要注意军队以后的素质。兵不在多而在精，历史上的官渡、赤壁之战，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很多例子都能说明这个道理，总座优先照顾各军校毕业军官，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看来目前裁士兵容易，裁军官较难，应充分考虑安置办法，以免实行裁编时发生问题，不利于国家建设。”
裁兵会议，不仅未能达到削弱阎锡山，特别是冯玉祥所部实力的目的，而且勾心斗角中反倒显露出新的危机，一场新的军阀混战正在孕育中。为此，蒋介石殊感不快，他不禁想起了行前宋美龄说过的话语：“我不愿意在死去的姐夫的灵前，看着你唱一出失败的削藩戏。”他思之良久，禁不住地喟叹自语：“不可小视夫人之见……”
已是夜阑更深、万籁俱寂的时刻了，蒋介石依然在独自思索着如何实现“削藩”计划，又不引起当代的所谓安史之乱。可是，每当他想到自己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的结盟是各怀心事、各自都希望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时候，他又想不出在这三人中制造矛盾，利用矛盾，达到逐次消灭之的办法来。所以，一种巨大的失落感重压在他的心头，他首先感到宋美龄不在自己身边的孤寂……
突然，谋士张群叩开了屋门，笑眯眯地走了进来。蒋介石的思绪仍然留在方才的沉吟之中，故蹙着眉头叹了口气，客套地问：
“岳军兄，你还没睡啊？”
“总司令，你不是也没睡吗？”张群笑嘻嘻地坐在了蒋介石对面的沙发上。
“我睡不着啊！你……”
“我正在为总司令寻觅安歇的药方。”
“岳军兄，这种药方找到了吗？”
“没有找到，何敢半夜叩门扉呢！”
“快说说看！”
“一句话：从缓裁兵。”
“不行！”蒋介石腾的一下站起来，猝然大发雷霆。接着，他滔滔不绝地指出冯玉祥占据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六省，并且北靠苏俄，还有着渊源的历史关系；阎锡山占据着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北和平、津二市，并得到日本的支持；李宗仁占据湖广四省，与英国、法国素有联系；还有四川的刘湘、刘文辉；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都是一些握有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最后，他格外激动地说：“不尽快地削藩裁兵，中央何时才能真正号令这些诸侯呢！”
“在此情势下，这些诸侯不愿臣服于你的领导，怎么办？”张群厉言相问。
“我……”
“我还想告诉你两个消息，”张群待蒋介石冷静以后，方才严肃地说，“其一，**于六月十八日起，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二，朱德和毛泽东在江西井冈山上当起了山大王，大有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你是知道的，朱毛二人非等闲之辈，当年一个农**动，一个南昌起义就搅得半壁江山不得安宁！如今再任其发展，其结果……”
“我们的后院就失了火！”蒋介石像是斗败了的公鸡缓缓地低下了头。可是当他感到自己的发祥地江、浙、赣、闽一带有**的危险之后，又蓦地昂起头，果断地决定：“从缓削藩裁兵，全力消灭**！”
“万一冯丘八、阎老西在华北一带滋事呢？”
“这……”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总司令，你准备用哪一派势力予以钳制呢？”
蒋介石对此不愿瞻前而思，只好随着轻声叹气而微微地摇首。
突然，蒋介石又走出了山重水复的境地，老天为他派来了救难的福星——何成浚喜不自禁地夜闯辕门，报告张学良派来了和谈代表邢士廉和王树翰。蒋介石大喜过望，难以置信地问：“这可是真的？”
“真的！”何成浚有些得意地笑了，“我已经和他们商谈过一轮了。”
“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一、代表已经继位的少帅张学良将军晋见总司令，表示愿意服从中央；二、听取总司令对东北军的处理意见。”
这则飞来的实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消息，无疑是一支巨大的强心剂，顿使蒋介石又来了精神。如果张学良真的归服了中央，在北方必然是一支足可威慑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事力量。这样，蒋介石不仅可以大张旗鼓地“削藩”裁兵，而且还可以移兵江西．把刚刚兴起的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消灭在摇篮里。然而，多疑的蒋介石一俟冷静，又发出了这样的怀疑：张学良此举是对抗日本的权宜之计，还是决心倒向中央为父报仇？他一时得不出明确的结论。瞬间，他的思绪又闪回到历史的长河中去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天下的不满，为实现南北一致行动讨直倒曹，孙中山先生派其公子孙科，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派其公子卢小嘉，先后来到奉天，张作霖派其公子张学良与之应酬。于是产生了有名的“三公子会议”，促成了“粤皖奉三角联盟”，对讨直倒曹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六月，张作霖入主北京，于六月十六日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就在前一天，蒋介石的代表方本仁、阎锡山的代表南桂声到了北京，张作霖在其公子张学良的鼓动下，派出杨宇霆与之协商，并进行了为时七天之久的南北停战谈判。事先阎锡山通电张作霖，劝他服膺三民主义，改易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他回电表示：“信仰三民主义则可，但决不易帜。”最为滑稽的是，当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的时候，竟然在居仁堂正门的新华门上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这次南北停战谈判失败了，方本仁一行回到了南方。蒋介石听说张作霖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事大为重视，遂于七月三十一日，再次派何成浚为全权代表秘密潜往北京，先晤张作霖的代表杨宇霆，后又专车赴晋晤阎锡山，准备协商在北京成立一个军事三角同盟。由于国民党内哄而流产。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其日本好友铃木贞一的策动下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之际，张作霖在其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主使下抢先闯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革命者。在处决李大钊的问题上，张作霖完全是遵从蒋介石的电示办的。应当说，这次反革命的合作是十分默契的。
一九二八年春二次北伐以来，张学良力主罢兵回关外，重开南北议和，这是时人皆知的事情；而今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张学良为家仇国难计，绝不可能投降日本；相反，为壮大其力量又必然要靠近南京。
蒋介石历经深思熟虑，断然做出决定：为迅速完成统一，以政治手段解决张学良的问题。他当即命令：“雪竹兄！明天我就召见张学良的代表。”
“慢！”张群蓦地站起，严峻地问，“你对这位少帅易帜，服从中央的事有多大把握？”
蒋介石坦然地伸出右手，像经纪人那样用手势做了个八字。
“如果日本人反对呢？”
蒋介石又被张群这突发的炮弹打哑了。他沉思有顷，以守为攻地反问：
“难道我们应当冷淡这位少帅的代表吗？”
“不！应当热情地接待。”张群打量了一下蒋介石的表情，说，“我的意见，是应当把诸种因素都考虑进来，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比方说吧，张学良倒向中央是出自本意，还是为形势所迫？如果说是兼而有之，我们如何促其变被动为主动，早下倒向中央的决心呢？”
“我赞成岳军的见地！”何成浚又进而阐述其见，“换句话说，目前阻碍这位少帅易帜的有两种势力：一是日本人，他们为了鲸吞满蒙的自身利益，是决不会同意张学良改弦易辙，倒向中央的；二，我们了解杨宇霆这些奉系中的元老派，他们是坚定地走亲日路线的，加之他们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也必然会向张学良施加压力，这样一来……”
“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蒋介石抢先说出了结论。他扫了一眼张群、何成浚的为难面色，沉毅地说，“世界上的事情，有哪一件不是复杂的呢？日本人有他的优势，杨宇霆这伙亲日元老派也有他的长处，可不要忘了，我们有占天时与人和的有利因素。”
张群自然明白蒋介石指的天时是中央，人和是反日。他思索了片刻，问：“我们如何克服不占地利的条件呢？换句话说吧……”
“我们如何才能进入东北，帮助张学良排除干扰，下决心，对吧？”蒋介石说罢轻轻地哼了一声，“我已经想好了，派一名有影响的全权代表到张学良的身边去。”
“好！好……”张群拍手称赞，转眼看见了面有得意之色的何成浚，忙举荐，“我看，出使奉天的全权代表，非雪竹兄莫属！”
“不！下一步的裁兵会议还离不开雪竹兄。”
“你的意思是……”
“派江西省主席方本仁去。”蒋介石看了看何成浚那不太自然的表情，又补充说，“如果方主席受挫，我再派雪竹兄，甚至岳军兄前去。”
接着，蒋介石和张群、何成浚议定了方本仁出使奉天的任务：一为代表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前去吊唁张作霖，借以表示同情张学良的处境，并明确示意无进军东北之意；二为谋求“和平统一”途径，即或一时因日本掣肘，暂难易帜，亦应积极工作，等待时机；三为了解东北军、关东军的动向，以便使中央心中有数，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
翌日上午，蒋介石热情地接待了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和王树翰，对张学良意欲服从中央的举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旋即说明自己公务繁忙，近期就要返回南京，不能亲赴奉天吊唁张大帅，特派全权代表方本仁前往，希张学良将军海涵。
待邢士廉和王树翰离去不久，何成浚又慌忙跑了进来，甚是神秘地说：
“总司令！桂系的白崇禧决定派其高参何千里为代表赴奉天吊唁张大帅。”
蒋介石立时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这位何千里原是奉军司令部的少校副官，和张学良、杨宇霆都属私交。当然，他也清楚白崇禧此举的目的。他沉思有顷，自言自语地说：
“看起来，在争取张学良的工作中，不仅要前门拒狼，而且后门还得防虎！”
四
张学良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危机中！
张学良迅然掌握东北领导权，完全得力于老把叔张作相。当时，东北军中的旧派军人目无张学良，推戴张作相继任东北军政领袖。张作相素称稳健，对张作霖极为忠诚。他认为张学良少年美俊，干练有为，培养的新势力雄厚，继承父业是自然的趋势，对于担当危局，应付内外，保持东北军中新派老派的团结，一定能够胜任。而自己则无力应付这复杂的局面。遂以此意说服旧派，并以元老的身份首推张学良为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虽有“辅帅”张作相的撑腰，但依然是威信未孚，因此，他必须取信于老派，并设法缓解和老派的矛盾，方能稳住阵脚。在此当口，有关情报部门报告，直鲁军司令张宗昌和关东军暗中勾结，妄图借口部队整编退守关外，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一举夺取东北的最高权力。张学良闻听此信震愕不已，独自思忖对策。事有凑巧，杨宇霆为张宗昌率部退守关外事赶回沈阳，径直闯进了张学良的卧室，操着父执辈的口吻暗施压力地说：
“汉卿啊！效坤跟老帅出力多年，现在兵败冀东，我们不能不管吧？”
张学良听罢为之一惊，遂又镇定如初，称谓着这位“狗肉将军”的字，非常严肃地说：
“效坤想率部撤回关外不行！我和他一块儿相戏，一块儿玩耍，我该把他看透了。我不能放他进来捣鬼，此外随他怎么办，我不管。”
“不管不好吧？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啊！”杨宇霆色厉内荏地说。
“那，你说该怎么个管法？”张学良有意缓和气氛，客气地问。
“我主张把他的队伍缩编为四个师，调出关来好好地整训。”
“这不行！命他原地整编。”
杨宇霆一听这断然的口吻，暗自讥笑地说：“翅膀还没硬朗起来，就想飞啊！”他沉吟片刻，有意旁敲侧击地说：
“好，我听你的命令。不过，这样做下去，难免不发生狗急跳墙的事情。”
张学良听后十分不悦，再一看杨宇霆那阴阳怪气的表情，自尊心受到了损伤，他把右手一挥，干脆地答道：“随他去吧！”
杨宇霆有些尴尬地离去了。有顷，副官谭海来报：
“报告！老帅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先生求见。”
“他不是去拜见林久治郎领事了吗？”张学良暗思，似又悟到了什么，把右手向屋门口一指，“有请！”
町野武马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不久，受帝国参谋本部的派遣来到中国，专门从事谋略工作。先为奉天督军张锡銮的顾问，后为张作霖的顾问，并和这位“胡帅”约定要共生死，取天下。实事求是地说，张作霖从一名马上英雄爬到东北王的地位，町野武马是出了不少力的。因此，在所有顾问中他最得张作霖的信任。有一次张作霖对町野武马说：“你归化中国好了，你归化了，我就给你做督军。”町野武马十分认真地说：“不要。如果你做了皇帝，要把满洲给我，那还差不多。”由此，可知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深。
张学良一向尊重这位町野武马顾问的。即便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加深，知道这位町野武马是站在日本立场上进行工作的，但这种尊重依然如故，分毫未减。至于对他产生怀疑，那却是父亲被炸以后的事……
张作霖决定出关之前，一方面日本公使芳泽曾威胁说：“对你不利。”另一方面奉系的密探报告说：“关东军有谋害大帅之举动。”对此，“张以问町野武马，町野自请偕行，以释其疑”。遂最后促成张作霖班师出关。但是，张作霖的专列行到天津，町野武马突然提出，“要跟潘复总理等准备到德州的张宗昌军，我就跟大帅告别，在天津下车”。更令人生疑的是，当事人向张作霖报告：“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切须在日间到达奉天，已露暗示。”结果，演出了皇姑屯爆炸的悲剧。
町野武马的德州之行，把张宗昌的残兵败将引到了冀东，并要求率部出关。如果再把直鲁军和关东军相结合，一举取代张学良在东北的地位的消息联系起来，这位町野武马的真实用心不就路人皆知了吗？
张作霖被炸之后，町野武马迅然赶回了奉天，逢人便说：“大帅死在南方革命军的手里！”近来，他又经常出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家门，并多次陪同林久治郎约见张学良，除大谈日中亲善之道外，还有意拨弄是非，造谣中伤有关南京政府的要人，企望加深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恶感。总之，他的所作所为可以概括成这样一句话：听日本人的，张氏天下稳如泰山；跟着蒋介石走，自取灭亡。
有顷，町野武马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他望着愁容满面的张学良，故作高兴地说：
“汉卿！我给你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
张学良不为所动，收起不悦的表情，执礼甚恭地请町野武马落座，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我身处危厄之中，只求平安无事，不敢妄求吉祥如意，更不敢奢望有天大的好消息。”
“汉卿！不要太悲观了嘛，我真的给你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町野武马喜形于色地说。
“请讲吧，我洗耳恭听。”张学良依然打不起精神，勉强地答说。
“林总领事收到了帝国田中首相对阁下的谈话要旨。”接着，町野武马转述了田中首相谈话要旨，“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四省幅员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物产、气候也都比德、法两国不差，从各方面看，满洲都比我们日本得天独厚。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张学良将军的宏图大志怎么样。张将军是想投靠蒋介石，归顺国民政府，做一个地方高官呢？还是想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呢？我们日本政府当然赞成后者，并且我可负责声明，我们将全力支持张将军的事业。同时，还请张将军放心，我们绝不要求什么新的权利，甚至我们还可将旧的权益拿出一部分来让我们共同享有，作为亲善的表示。”最后，町野武马一挥右手，唾沫星子飞溅地大声说，“汉卿！放手大胆地干吧，我们日本人支持你，我町野武马也一如既往，和你相约共生死，取天下！”
张学良听了这番信誓旦旦的话语，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反感扑入心底。突兀而起的动荡危局，造就了张学良政治上的成熟，一夜之间，他全然看穿了所谓日本朋友的好心。同时，也教会了他如何应付这些日本人的策略。他望着异常兴奋的町野武马，含而不露地笑着说：
“请转告林总领事，我感谢贵国田中首相的关怀，中日两国会真正地友好下去的。”
町野武马注意到了“真正”两个字，但由于他把这位尚不到“而立”之年的张学良当成了阿斗，以为可以当成玩偶随意来耍，认为这是外交辞令中的修辞问题，故而乐滋滋地告辞离去了。
然而，张学良的心湖中却翻起了巨澜。他望着町野武马的背影，又想起了被炸死的父亲和他相处的日日夜夜。他痛恨这位含笑参与杀死父亲的日本顾问，也悲叹父亲惨遭杀害的命运。可是当他想到要做一名不仰承日本人的鼻息，而又能堂堂正正地为父报仇、为民造福的少年领袖时，又急切地盼望着晋见蒋介石的代表快些回来。
蒋介石的代表方本仁、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的到来，对张学良而言无疑是一股强劲的风，它吹散了张学良心� �的愁雾，使他打开新局面有了希望。当天，他在帅府附近的边业银行大楼上设宴，隆重地接待了方本仁、何千里二位代表。何千里事后曾撰文形容这一盛况：“张、杨对我如遇故人，极为亲切，认为老朋友来了，可以无话不谈。”当主客对饮到淋漓酣畅之际，双方直言说出了和谈的条件。张学良当即表示：“换旗统一根本不成问题，他们正在策划之中，只待时机成熟。”几经协商，遂达成协议：七月二十二日易帜——即取掉原挂的北洋政府时代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改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以示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毅然易帜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格局。正如有关著述记述的那样：
日本田中首相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提出勿与南方妥协的警告。七月十九日更把田中的意图面送张学良，其内容为：
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
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
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我可不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闻言为之哑然。因为从纯外交而言，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社会间，本是站不住脚的。
林久治郎的阴谋失败之后，遂会见关东军司令村冈中将。为日本在所谓满洲的最大权益，请求关东军出面干涉张学良于七月二十二日易帜。这位默许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的关东军司令，当即通知张学良，于二十日下午在城内南满洲铁道公元公署晤面。
张学良忍气吞声，偕翻译王家桢驱车赴会。关于这次会谈，林久治郎曾作了如下的记述：“司令对张作霖之死致悼词，并恳切保证今后将给予足够的援助，特别是旁敲侧击地劝告说，传闻有虎视眈眈的人怀有取而代之的阴谋，必须引起注意。张学良感谢其好意，感激之余声泪俱下。”
会晤结束之后，驱车回帅府的路上，张学良注意到了王家桢不悦的表情，有点哀伤地问：
“王处长，你知道方才我哭的缘故吗？”
“不知道！”王家桢淡淡地说。
“唉！”张学良长叹一声，悲哀的泪水再次滚动在眼眶中，“回顾自己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低首下气的情景，不由感叹自己太不中用了。”
张学良怏怏不快地回到了官邸，于凤至双手捧着一块温水投过的白色毛巾迎过来，小声关切地说：
“小爷，大热的天，请擦把脸吧。”
“谢大姐！”张学良客气地接过湿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随后倒在身后那张双人沙发上，微微地闭上双眼，又独自生起了闷气。
于凤至拿着湿毛巾轻步走进内室。稍许，又双手端着一个景泰蓝盘，上面放有两块红红的西瓜，走到张学良的面前，多情地说：
“吃块西瓜吧，是冰镇的。”
张学良睁开了双眼，本想说句“不吃！”但一看于凤至那温存的神情，又禁不住地伸出右手拿了一块西瓜，俯首咬了一口，当他一品又凉又甜的味道，一种异样的情感涌上心头。他轻轻地把于凤至拉到身旁，和自己并坐在沙发上，颇动感情地说：
“大姐！我不当这个鸟总司令了，咱们一块回乡下去吧。”
“你瞎说些什么呀！”于凤至深知张学良的苦闷心情，为了促使他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故作生气的样子说，“你想把这好端端的东北三省送给日本人？”
“绝不！”张学良蓦地站起，把手中的那块西瓜摔在了地上，浑身颤抖地说，“我和日本人誓不两立，不共戴天！”
于凤至放下手中的景泰蓝盘，匆忙站起，收拾完地上的瓜皮，然后挽起张学良，把他按在沙发上，嗔怪地说：
“看你，哪像个大丈夫的样子！方才老把叔来府上，让我转告你：一要虚怀若谷，二要卧薪尝胆。”
张学良一听辅帅张作相来过，知道必有重要情报相告，故迫不及待地问：“老把叔还说了些什么？”
于凤至详细地转述了张作相的意见：东北军中的元老派对张学良易帜有意见，这些人中有的是替日本人说话，有的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加之日本人压迫甚急，易帜一事可否从缓计议。最后，她感慨地说：“我也认为欲速则不达！”
“不！我要言而有信。”张学良急忙表态，“不然，我将被天下人所耻笑。”
“哪有这样的严重！”于凤至缓和了一下气氛，“或者我是妇人之见。不过，在此危难之时，一步走错，会铸成终生大恨的。”
张学良没有再说什么，但他的内心就像是被苦汁浸泡了似的，痛苦极了。
这时，副官谭海走了进来，报告日本顾问町野武马求见。张学良答说：“请进。”谭海离去之后，于凤至又很是不安地说：
“听我一句话吧，古语说得好：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定要沉住气啊！”
“请放心，我会随机应变的。”
于凤至放心地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内屋。又过了片刻，町野武马疑虑重重地走了进来，张学良强作笑颜欢迎，分主宾落座之后，町野武马遂开门见山地说：
“汉卿！听说你在村冈将军的面前曾声泪俱下？”
张学良完全明白了叮野武马的来意，格外沉重地点了点头。
“我认为你做当代的林教头是不足取的！”町野武马生怕张学良不明其意，有意背诵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两句诗。接着又加重口气说：“因为帝国首相，关东军司令不仅没有逼汉卿上梁山之意，相反，还将全力支持你开拓父业。”
“谢谢你的关照！”张学良感情复杂地说罢，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汉卿！”町野武马立时变了脸色，“听说你要在七月二十二日易帜，可有此事？”
张学良对町野武马打上门来兴师问罪深表不快，真想把手一挥，将这位表面上充作父执、实则是杀害父亲的帮凶轰出门去。就在这时，于凤至方才的提醒“小不忍则乱大谋”又响在了耳边。他理智地把心中燃起的怒火扑灭，低沉地答道：“仅仅是个想法而已！”
町野武马以其所谓的精明强干，骗得了张作霖的崇信，真可谓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如今，张学良刚刚登上东北王的宝座，像易帜这样大的事情，事前都不曾征询他的意见，町野武马心中猝然发出一种难言的羞辱感。作为他的本性和做人的信条，真想永远不再和这位看着长大的少帅谋面。然而，他身为日本派遣的谋略人员，又不得不把个人的荣辱抛到一边，为帝国所谓的最大利益和张学良深谈：
“我想以老帅顾问的身份向你提出忠告，希望你决策之前采纳我的意见。”
“请不吝赐教！”张学良深沉地答道。
首先，町野武马要张学良认清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和蒋介石的为人。指出蒋介石靠着江浙财团的支持，利用苏俄和共产党的力量夺取了军政大权，然后一脚又把苏俄踢开，用赤党要人的血庆祝了他的胜利；其次，张作霖被迫出关，不幸遇难，盖源于蒋介石发动的二次北伐。易帜，就是拱手让出东北的军政大权，实质上又是向杀父仇敌投降，这不仅会遭到东北军将领的反对，而且也必将贻笑天下。他有意停顿了片刻，突然话锋一转，颇有些激动地说：
“蒋介石是中国军政两界出了名的流氓，你主张易帜的结果，会比你父亲的下场好吗？”
对蒋介石的为人，张学良有自己的看法。虽说张学良毅然易帜的结果——终身被监禁的事实不幸被町野武马所言中，但此话既出自刺杀父亲的凶手之口，即便还不明了对方的真实用意，张学良也会生起一种异乎寻常的逆反心理的。为了搞清町野武马的全部险恶用心，他故意不加置评，还很是笃诚地说：
“谢谢你的提醒，愿继续听到你的赐教。”
町野武马自以为得计，进而又指出帝国政府为了维护所谓的满蒙利益，是绝对不允许蒋介石染指东北三省的。他平静了一下激动的情感，有意地问：
“你知道关东军司令村冈将军召见你的真实目的吗？”
张学良一听“召见”二字，心里稍微有点儿愤恨，但理智使他压制住感情继续装阿斗，显得茫然地摇了摇头。
“他是在正告你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是不会坐视不问的。”
张学良一听这话，再也压不住胸中的怒火，只见他倏然站起，全身却颤抖了。但当想到自己地位未稳、父亲的丧事至今未办的时候，他又强克制住激恨之情，缓缓地坐在了沙发上。
“汉卿！你这是怎么了？”町野武马望着近似变态的张学良，惊愕地问。
“我……我的烟瘾上来了，太……痛苦了！”张学良有意掩饰地说。
“那，你就先进屋去吸几口吧。”
“不！我决心戒烟了。”
“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张学良望着狐疑待答的町野武马，断然地答说，“请放心，七月二十二日绝不易帜。”
“以后呢？”
“为父亲出殡！”
这次不寻常的谈话就此结束了。当夜，张学良在征得蒋介石的代表方本仁、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等人的谅解以后，宣布八月五日为父亲出殡。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遏制张学良易帜，特派遣中国通林权助男爵为特使，前往奉天参加张作霖的葬礼。同时，于七月三十一日向奉天总领事馆发出训令。现摘其要点如下：
满洲是日本的外围。该地的兴乱治败，影响日本和朝鲜。
不幸的是张作霖死了，不能不对张学良作种种考虑。有必要软硬兼施，适当地不使他的心倾向南方。张学良和杨宇霆等都是所谓时髦人物，他们曾经与蒋介石等互通消息。
有人认为，采用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旗，算不了什么事情。可是，本人认为，“落一叶而知秋，那是不行的”。
本人坚信，如果不坚持避免南方势力的侵入，日本的意图就无法实现。如果与南方政府就满洲的事情进行谈判，那会引起国际化，故望尽量避免。
为了维持满洲的治安，日本敢于不惜牺牲。……
张作霖的葬礼如期举行了，张学良在阵阵哀乐声、哭啕声中走来，他双手擎举着一把燃烧的香，缓缓地跪在张作霖的灵前，向父亲敬香。参加葬礼的中外来宾，全都注意到张学良那哀悼时的形象：“他的头发很长，蓬乱得好像几天没梳过头，脸色苍白，眼睛凹下去，穿着白色孝衣，加以其孝衣，依戴孝之惯例不洗，所以脏得变成灰色，由于他平常爱漂亮，因此他这个样子显得特别可怜。”张学良敬完香站起身来，一眼看见了南京政府方面送的一副挽联：“噩耗惊传，几使山河变色；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他这时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然而当他看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特使林权助男爵那冷酷的表情，胸中又掀起了一层层悲愤的波涛。他已预感到自己和这位特使之间必将有一场惊心动魄的舌战！
张学良回到守灵位置，接下来应当是大弟学铭给张作霖敬香。出人所料的是町野武马双手捧着一束燃烧的高香走上前去，跪在张作霖的灵前号啕不止。这哭声有私人之谊的情分，但更多的是为自己的谋略事业的终止而悲哀。但这时的张学良更多的认为是前者。敬香仪式结束之后，他真诚地对町野武马说：
“请你继续留在这里。我父亲的遗产也要分给你。跟过去一样，银行的钱请你随便用好了。”
今天，町野武马从张学良的眼神中感到了一种力量，那就是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力量。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谋略事业的失败，也不愿意接受张学良的怜悯，在极其复杂的情感支配下，他说出了如下的这段话：
“如果你父亲在世，我要回日本，他说要送我一千万元，我敢说要两千万元。但你没权利给我钱，因此我不向你要钱。”
町野武马怀着怆然之情，悄悄告别了他一生从事谋略的基地奉天，于当天只身返回日本。
翌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在领事馆设宴，欢迎帝国首相的特使林权助男爵的到来。张学良收到赴宴的请柬以后，一种不祥的预兆打心底生起，不知何故，他竟然想起了蔺相如出使秦国的典故，以致蔺相如那大义凛然的形象久久萦绕在心，挥之不去。和处长王家桢稍事计议，遂怀着舌战群敌、力排万难的决心，驱车驶往日本驻奉天的领事馆。
宴会在伪善的欢笑声中进行。张学良以他倜傥不凡的风姿、应对自如的辩才，显示出了一种外交家的气度。宴会结束之后，双方遂进行正式会谈。中国方面出席的只有张学良和王家桢，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特使林权助、总领事林久治郎、领事河野等人，由王家桢任翻译。会谈开始之后，便提出了反对东北易帜的问题。首先，由特使林权助说了很长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地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打算。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学良将军将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张学良感到对方俨然以教师爷的口吻来教训自己，心中十分不快。但想到自己的特殊处境，便不动声色地说：
“林权助阁下，你当然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往来，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往来，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邻，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林权助听罢这番滴水不漏、意思完整的发言，顿感这位少帅有着其老子所没有的外交才干。他身为日本知名的外交能手，更是清楚和中国新旧军阀会谈的秘诀——欺软怕硬，所以，他毫不思索地大声质问：
“我不希望听这些转弯抹角的外交辞令，请你直言相告有关易帜的事情。”
“方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正如我们不关心你们帝国内部的事一样，我希望林权助阁下也不要对我们家的事太感兴趣了！”张学良强压着内心的愤怒，不失外交身份地说。
“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林权助气得有点声嘶力竭了。
“请问，什么样的回答才是恰当的呢？”张学良毫不示弱。
“你必须直言相告：是易帜还是不易帜？”林权助蛮不讲理地大声质问。
“易不易帜，这是我的权力，贵国是无权干涉的！”张学良厉言相驳。
“不对！”林权助腾的一下站起来，张牙舞爪地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悬挂青天白日旗！”
“你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倏地站起，勃然变色，全身都控制不住地颤抖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我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而愿中国走向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我可以明确地告诉阁下：我的决定不会受日本压力，而是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不能违反东三省的民心。”
这样的答复，真是令这位特使林权助男爵瞠目，他望着就差宣布休会、拂袖而去的张学良，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突然，他又想起了行前首相的叮嘱：“不能不对张学良作种种考虑。有必要软硬兼施，适当地不使他的心倾向南方。”他思索片刻，认为自己的强硬措施并未吓住这位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便灵机一动，遂又以所谓感情se彩较浓的话语说：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和令尊是好朋友，在私谊上说，我把贵总司令当作自己的子侄，有危险我不能不奉告。”
张学良受到了更大的人格侮辱，为了维护国家和自己的尊严，同时也为了报复这位不识相的特使林权助男爵，他先是冷漠地一笑，旋即又严正地答说：
“我和贵国天皇裕仁同庚，阁下知道不知道？对于阁下刚才的话，我所能奉告的就是这些。”
林权助又碰了一个不小的霉包，真是晦气极了。他为了不使谈判中断，忙又换作另一副面孔，说道：
“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
对此，张学良坦然地答说：
“谢谢你的美意，既然我与你们的天皇同庚，他能统治你们日本帝国，我也必将会受到东三省人民的爱戴，以及先父旧属将佐的拥护。总之，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林权助听了如此的答对，被噎得许久没说出话来，但他意识到了这样的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遂讪讪地说：
“你说你还没有和他们往来，那很好，希望你不要急于和他们来往。”
张学良望着亮出“免战牌”的林权助男爵，心里生起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他说罢“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遂结束了这次会谈。
张学良回到帅府之后，跪在父亲的灵位前号啕大哭，随着这悲恸的哭声，满腹的愤懑一泄而出。他步回公馆，约见了蒋介石的代表方本仁、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说起和林权助见面的情况，格外激动地说：“这不是人受的，我，他妈的成了鸟总司令了。”随以手支额，泪涔涔而下。
方本仁与何千里为之动容，对张学良深表同情，并认为日本对东北野心难测，换旗事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张学良对此理解深表感谢，但是一想到仇敌日本，遂以拳击桌，痛苦地说：
“我没的可说，你们相信我张学良决不会甘当亡国奴的。”
真是祸不单行啊！是日夜，杨宇霆突然闯进张学良的卧室，冷然报告：“八月二日下午，张宗昌在滦县城内设‘张作霖大元帅的灵位，率高级长官，跪灵致祭。他身穿孝袍，手持哭丧棒，叩首举哀，祈祷大元帅在天之灵，保佑他成功，并说整训部队以后，为大元帅报仇雪耻。同时还申告张学良不义不孝，不应令直鲁军缩编。”最后，杨宇霆威胁地说：
“外敌未伏，内乱又起，你看怎么办吧？”
张学良对杨宇霆作壁上观的态度十分反感，但他深知这位父执老臣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只好把这不快之情暂压心底。可是当他想到如何平息张宗昌叛乱的时候，又想到了隔滦河而对的白崇禧所部。如果能借助这支部队的力量，造成直鲁军腹背受敌之势，张宗昌之患可迅然解除。然而如何才能调令白崇禧所部出兵呢？他脑子里不免产生了一个问号：
“蒋总司令会出兵相助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