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景观中不可无水。即使不傍河海，亦无湖泊，或虽有河湖，但某些大的建筑物与公众共享空间却离那些自然水域颇远，那么，以人工力量来营造小规模的水景，便成为必要的了。
十多年前我头一回去法国，在巴黎铁塔前面和凡尔赛宫花园看到人工喷泉浩然喷发的情景，十分激动，回来后曾撰《凡尔赛喷泉》一文，慨叹中国城市里缺乏喷泉的设置，并初步意会到，中国古典建筑的庭院乃至园林的布局中极少喷泉的设置，是由中国与西洋不同的文化心理所决定的。现在想来，确实如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不仅是诗，也是理。中国的地势总体而言是朝东倾斜，因此在经济、文化一贯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人们认为水的存在常态一是“泻”、一是“平”。而中国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都强调顺应事理天意，故而在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中，存在着大量咏赞瀑布与平湖的文句，以水的自然泻落与若镜映物为美：“日照香炉生紫烟……疑是银河落九天”，“庐山秀出南斗旁……影落明湖青黛光”，等等。“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此为大景；“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这是小景。总之绝少歌咏赞叹水的上喷蹿跳。
以北京为例，紫禁城那么堂皇富丽的庞大建筑群，景点繁多，花样迭出，可是却无一处喷泉。而在西洋哪怕是规模要小许多倍的皇宫里，也总会有不止一处的喷泉设置。此非不能也，而是不爱也。我们都知道乾隆在位时，宫中的西洋供奉曾为他在圆明园中设计过有“大水法”的西洋楼景点，李翰祥拍《火烧圆明园》时还搭出了大堂的布景，展示那一喷泉齐溅的景观。但其实我们并不能找到自乾隆到慈禧特别喜欢那喷泉的文献资料，圆明园的“大水法”只不过是中国统治者偶尔容忍一点西洋“淫巧奇技”的小例子罢了，喷泉始终未能进入中国园景文化的主流；“英法联军”放火焚毁了圆明园后，“大水法”那样规模的喷泉可以说便绝迹于中国了。
没有喷泉的中国园林，顺应“水往低处流”的自然属性，却也创造出了种种至美的佳境，《红楼梦》所描写的大观园，以沁芳闸为核心的水景布局，基本上概括出了中国人对水的审美心态。
但近十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市人造景观中对人工喷泉的营造成了越来越热门的事情。以北京而论，虽未必有昔日圆明园那么集中、复杂的喷泉组出现，但节日期间天安门广场的临时喷泉，北京游乐园的“水幕电影”，一些公众共享空间里的音乐喷泉，以及各大饭店宾馆内外的大大小小的形态各异的喷泉，已然构成了一派新的“城中景”。十多年前，我从法国归来后曾大声呼吁引进喷泉，我以为喷泉不仅润泽着城市空气，可以与现代化的建筑物整合为一种美妙的景观，而且，那种偏“逆水性而嬉弄之”的浪漫情怀，能激发出我们一种昂扬的创新精神；现在我的诉求可以说已经获得了满足，为此我感到欣悦。
不过我现在的心情又与十多年前有所不同。当设置喷泉在当今的城市景观中已成为滥套时，我倒要回过头来，强调一下我们民族审美传统的继承问题。我感觉，目下一些建筑物内外的喷泉，有一种赶时髦，甚至是盲目“西化”的倾向，或者是“为喷泉而喷泉”，全然道不出之所以那样“嬉水”的美学动机。其实，如果建筑物整体是民族风的，那么，在以水布景时，无妨仍取中国古典式的“泻”与“平”的造境法，比如北京王府饭店，这是一座有中国古典式大屋顶和门前有中式牌坊的豪华建筑，它的前堂，使用了很大的水量来造势，不是用以构成喷泉，而是用以构成瀑布，这就不仅赏心悦目，而且与其整体的建筑风格相吻合，是一个成功的“返璞归真”的例子。其实即使是西洋人以洋美学追求为主体的设计，有时也很会从中国古典美学中汲取精华，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如上海波特曼商厦那宏阔的公众共享空间中对水的运用，就主要不是使其上扬，而是用沿着墙面流泻与营造出大面积水池，很有点“水自天来眼波横”的意趣。
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公众共享空间中水域的配置，曾在全美乃至西方名噪一时，其实那主要是摆脱了一律喷泉的模式，大量采用了“水自天来”的人造瀑布与“水波漾漾”的人造浅池，用一种“东方（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园林美学”来调剂了其过分反自然的城市建筑景观。当然，波特兰市在人工配置水景时，强调了“应当有用手可以接触到的水”的原则，不仅允许，而且有意营造出一些路人可以用手承接的水帘与可以伸手搅动的浅水，这一富于人情味的美学创意，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