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看书 > 乡关 > 第五章 野恋

第五章 野恋

我所在的初一(2)班是最南排从东数第二口教室。

三间红砖红瓦水泥铺地的新房子,向阳的一面有前后两扇刷绿漆的玻璃木门及两扇门中间竖插有手指头粗细钢筋、一人多高一人多宽的大玻璃窗,背阴是三扇大玻璃窗,统一的漆成紫红色的板凳课桌。

听说从俺们这届开始还要统一订发校服,当然不是白给,还要额外交三十块钱。

从草屋到瓦房,从土坯台子到混凝土板再到实木课桌,随年级不断升高,学习环境和配套设施也随之完善、提高了!俺们班四十五名同学中,除两人是来自外乡镇的复读生外,均来自周营镇管辖内的各小学。

才分到一个班没几天,活力四射的同学们迅速跨过陌生的界线,以“老”同学为基础,再吸纳对上眼的新同学,形成了一个个男女生分开的三五个人的“圈子”——我、广启、王兵、启平下课后,匆匆忙忙跑到位于大门南侧的厕所看谁尿的多、大约有几碗;比赛谁泚得最高、距泚过中间的腰墙到女厕所里还差多少……

尿完出厕所,就拣一处牛筋草和大青草较茂盛的地方,头对头躺着,晒着活泼的秋日阳光,聊各自所见所听的奇闻异事,其中不乏我所关注的跟启平打招呼的两个女同学的故事……启平可真够意思,不问缘由,扁着嘴吊着嘴角,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他们三人都在一个班(大孙庄小学一个级部就一个班)。

按辈分他得管她俩叫姑娘。腰板挺得更直的是艳春,她大就是那个曾被我比喻成球场的秃头秘书;那个皮肤更白的是孙梅,她大是周营供销合作社下属大孙庄商店负责人,但不知是不是正式职工……

他还附耳悄悄告诉我,其他两人也能同时听到的秘密:孙梅不是现在的大和娘生的……她的亲生大和娘都是上海知青。

这两个知青为了能顺利回归上海,就将刚下生几天的她,送给了当时结婚几年还没怀小孩的现在的大和娘……

听说她的亲生大和娘都是高中生,男的高大白净多才多艺,会打快板拉手风琴,他大是前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女的漂亮爱笑,能歌善舞,说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小姐——解放前黄浦江上的大轮船多半是她家的。郎才女貌,打打闹闹搂搂抱抱亲亲摸摸,无可厚非,可谁知把肚子搞大了……

那时,大队里几个爱扯闲话的娘们说:怪不得,前段时间南边的席甲岭上老闹鬼,像猫叫春驴交尾狗翻秧,像又不像,吓得不知有多少小孩宁尿床也不敢出屋门……原来是这俩人,动静也太大了!

还有人说,他曾亲眼看到孙梅的亲大和娘经常交合的地方:席甲岭顶上靠北面紧挨东西走向的小路旁的棒子地,足有二分地的刚出缨的棒子棵被压得四平,连草也全部倒伏在地,并拎出一只从现场拾来的人造革系绊红皮鞋……有几个人一眼就认出这是那个女知青的,并一起使劲回忆,到底有多久没见过那个女知青穿这双红皮鞋了?

这时,村里那个喝醉酒摔破脸毁容等于整容、年近四十靠偷鸡摸狗盗羊为生的光棍大四,疯狂地拍手转圈、原地蹦跶了几下后,双眼迷离,不无羡慕地喊道:还是人家吃过“大白兔”奶糖的猛,一夜都能干平二分地,要是老子也能和她来一次,枪毙也值!

我想启平说的应该是真的,我多次去过孙梅大负责的商店买酱油、洋(煤)油及彩色油纸包装的淡黄色半透明的水果糖,还有想买却买不起或不敢买的成挂的鞭炮及成把的拉炮——这是俺们村王金辉开的小卖部所没有的。

另外,更显其“大店”风范的是:一捆捆深蓝、浅灰、月白色的涤纶、涤卡、的确良、华达呢及棉布,都整齐紧排竖放在里侧北墙的货架上。这些可是宝贝,只用钱是买不到的,还要配上起限购作用的布票——一尺布票只能买一尺布,多一寸也不行。

孙梅的大总是一件海蓝色中山装、深蓝色套袖、一根铜星闪烁的竹制尺棒子插在后脖领子上,瘦小的身体多半隐在灰黑的水泥抹面的柜台后面,麻痕点点的小长脸上常常看不出任何表情,似我家门正对的没有花鸭、白鹅嬉戏的河沟。

以此类推,孙梅肯定不是他亲生的,一个瘦小的麻脸怎会是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洋气十足勾心摄魄的孙梅的亲生大呢!

不过,从此后,看在孙梅的面子上,我会对他恭敬有加。并且,在我懵懂时,俺大曾当着孙梅大的面让我叫他“三老爷”,现今我决定违背常理改叫成“三大爷”,这样我就能和孙梅同辈以兄妹相称,为将来相处扫清障碍、架桥铺路、撒上黄沙……

对于“下乡知青”,我相信全国人们不论城乡男女老少无所不知,即使没亲历过,也会从影像书籍中了解到……

当我还处于懵懂无知或温暖舒适地躺在襁褓里的时候,东边紧邻的刘河口大队和南面的大孙庄大队的知青都已返城,空余两排十几间被杂草、秸杆烟熏火燎得乌黑的草房。

虽说当时高架子大队没设知青点,可这并未丝毫防碍高架子大队社员对这些城里来的“知识农民”的了解。

不过他们却让俺大队的社员失望了——我听俺们生产一队高大健壮、红脸膛、鹰钩鼻、种庄稼的好手、队长韩荣余说:这些城里孩子,仗着是毛主席派下来的,不听从队长招呼,消极怠工胡搅蛮缠偷鸡摸狗拔蒜苗……最后,弄得两个大队的干部一点法也没有,只好不再分派给他们活,并无偿提供米粮,就一个要求:老实呆着!

俺大后来证实道:其实并非完全如此,那些有知识有激情有抱负的城里青年,干活时大都非常积极,也能吃苦,只是经验不足、方法不对、任性蛮干……

另外,他们更倾向于宣讲和演出,这让只知闷头务农的社员误认为他们在“玩”……至于“偷鸡摸狗拔蒜苗”,更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无稽之谈……

原来城里来的人这么难伺候——这么说,俺们家就非常幸运——一九七七年六月,六岁的我,看到俺大拎着一个麻花网兜套住的白底大红花的搪瓷脸盆、本村赤脚医生钱明合抱着一床被褥,陪着一个麻花粗黑长辫及腚、身材高挑皮肤白细大约二十岁的女青年,挤进俺家窄小的东屋。

听俺大俺娘介绍:她叫孙中俊,家住枣庄市里,虽是刚从临沂医专毕业的大学生,却积极响应枣庄市卫生局的号召,到俺们大队来支援农村卫生建设,以提高俺大队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为期一年,期满后就回枣庄最大最好的市立医院继续当外科大医生——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她却只呆了半年就应领导的安排回去了……(未完待续)